1988年—1998年，这十年，我生活在兰州。

一    

    那是九月初的一个夜晚，记忆中应该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丝燥热后的凉意，我停留在一座巍峨的牌坊式大门前，花团锦簇的地面上，一束灯光照射在门楼上，夜色中灯光下，喧嚣的城市已不复存在，只有那几个毛体大字显得格外灵动飘逸。    

    我是坐着汽车在崇山峻岭中颠簸了整整一天才来到这里的，也是苦苦求学十余载，嚼干粮，就开水，住大通铺，在煤油灯下、路灯下死记硬背多年后才来到这里的。当我独自一人推着自行车在荒山小道中踽踽前行时，我不知道属于我的大学会在哪里，当汽车穿行在满目光秃秃的华家岭，当你厌倦了窗外的土黄色，打了一个小盹，醒来后发现还是满目土黄时，我不知道我的大学到底会在哪里。    

    我的大学在兰州。兰州是我生平到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前往兰州的路上，在火车道口，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火车呼啸着从我眼前飞驰而过。在兰州，我离开窑洞，开始住楼房，虽然是六个人一间，虽然过道狭窄幽暗，经常看不清对面来人模样。在兰州，我开始坐公交车，辨红绿灯，提行李赶火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兰州，我开始学普通话、说普通话，与各种熟悉的人、陌生的人交往。我来自陇东农村，前二十年一直生活在一个熟悉的小山村，我的世界只有一条河、两岸山，山间的小路，田野的庄稼，家里的父母兄弟那么大，但我的眼光经常会越过山巅望向远方。是兰州为我打开了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大门。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不可避免地与其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成为其生活成长的时空环境，更构成其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不仅为其认识和行动打上最初的底色，还会留下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兰州，我以一个大学生的视野，以一个大学生所能涉足的领域和范围，见证了、亲历了、参与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城市化进程和改革开放进程。我们与背着大包小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起挤着走走停停的绿皮火车，我们也曾在田间地头与农村大爷、乡镇干部一起讨论过农业生产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课堂上一起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作业中研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二元经济社会，在辩论会上争论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优劣和差异、过程与结果哪个更重要，一起学习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那个火热的、激荡的年代，我和我的师友们一起，在兰州，亲历了个人的城市化、社会化进程，也见证了那一阶段社会的城市化和改革开放进程。

二

    我的大学在西北师大。1988年入学的时候，学校的名字刚刚从西北师范学院改为西北师范大学，那时好像没有校史馆，关于学校的历史沿革，更多的是在1989年校庆时获知的。作为一名大学新生，校史什么的并不是关注的内容，更受关注的可能是开哪些课程、是哪个老师为我们上课、有哪些同学、有什么样的校园活动等等。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非我的初衷，作为中学里一名学不动数学的文学爱好者，大一时的最大理想就是转专业，去中文系学习诗歌和小说。直到后来转专业无望，这才开始静下心来学习本专业。思政专业很庞杂的，涉及面非常广，一时不知从何处入手，便信马由缰全凭兴趣而定了。既跟着课程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凭着兴趣读过其他的往圣先贤们的一些著作。同时还读两部分书，一是社会上热点的、热门的论著，这一部分主要是同学们之间相互传看的，一是过去知道但却一直无缘得见的经典小说。回头想来，那时之所以能读几本书，一个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的侵扰，有比较多的时间；一个是因为学校里有图书馆，大量的书在那儿等着你来读。至今犹记，在寒冷的冬夜、温暖如春的阅览室读《论法的精神》，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读这本书，可能是被叔本华的一本论人生的书所引导的吧），读累了就去看《人间词话》，相得益彰，好不快哉。在每个假期，都会借两本书，一本是经典的专业书，一本是经典小说。到开学时，往往小说早已经看完了，而那本专业书却只读了一部分，只好在还书前匆匆翻阅一遍。至今犹记，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我一个人窝在宿舍里，一遍遍地读科斯的那篇著名论文，感觉领悟到了一点什么，却说不出来是什么。有那么一刻，当我突然领悟到他讲的是社会成本问题时，我立即感觉非常欣喜，我知道我抓住了那个点，当我高兴地合上书时，赫然发现原来他的论文的标题就是《社会成本问题》。    

    虽然，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迄今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但我依然认为，是在西北师大的读书和学习的岁月为我打开了思想和知识的大门。阳明先生有言，你未见此花时，此花与你俱寂；你看见此花时，此花的颜色便一时明亮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见与不见是不一样的，心中的那扇门，打开与不打开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帮我打开这扇门的，除了读书和学习，更多的还是老师的引导和同学的帮助，陈晓龙老师的中国哲学史，没有教材，抄了一大本的笔记，那一黑板一黑板的内容，我想并没有完全忘记，李朝东老师的西方哲学史，又一次燃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以至于毕业论文的初稿竟然敢以哲学是什么为题，张文礼老师的政治经济学，何昌明老师的资本论，赵吉庆老师的比较经济学，把多勋老师的西方经济思潮，到今天依然是我的专业底色。还有刘基、刘秦、严为众等老师的法学课，王宗礼、贾应生等老师的政治学，刘仲华、白冰老师的教学法等等，真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师恩终生难忘。    

    还有四年中同窗共读、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四年中我们一起读书学习，一起畅谈人生理想，一起忧国忧民，一起组织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一起扛过枪、跳过舞、喝过酒、下过棋。在有黄沙掠过的春日早晨的小树林，在夏日傍晚清风徐来的图书馆门前草坪，在月光如水暗香浮动的丁香树下，在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漫漫冬夜，白塔山下，九州台上，黄河岸边，还有十里店桥的咖啡屋、录像厅，各种各样的小饭馆，也曾一起迷惘，也曾各自忧伤，也曾一起欢笑，也曾任由眼泪默默地淌。在那座并不起眼的小城里，有我们的青春在闪光。曾记否，那个怀揣着梦想的三人组，刘延平、张建君和我，仅凭每人一辆伤痕累累的破旧自行车，访农家，进学校，察生产，聊庄稼，来回数千里，纵横陕甘宁，一日越数山，三过咸阳城。汗水浸透的红衬衫早已不在，但沉淀在心底的东西却终生受用无穷。在那个朝气蓬勃的实习小组，曾经试讲时将一节课讲到了一个半小时，白天去兰石中学，晚上还带一个家教，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夜登华山，朝看日出，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曾记否，我们班团联手，兄弟姐妹合作，在教室里举办过联欢会、舞会，在排球场对战过中文系，在辩论会上一路披荆斩棘，在兴隆山、吐鲁沟留下无数的欢声笑语。曾记否，在那些艰难备考的日子里，白天四处上课，晚上一遍又一遍地背单词，一条又一条地背法律条文。是的，我们那时都还很年轻，两鬓都还没有白，眼睛都还没有花，心中有无数梦想，手中有大把年华。也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曾寂寥惆怅，不知人生将去往何方。

1990年暑期，与同班同学张建君（左一）、刘延平（右二）、李晓玲（右一）骑自行车出游

三

    我的大学在黄河岸边。兰州是一座跨黄河而建的城市，黄河从兰州城中穿城而过，西北师大就在黄河岸边。奔流不息的滔滔河水，绵软湿润的岸边沙地，长河落日的绝美景致吸引了无数年轻学子的心。可以说，在西北师大上学的人，没有一个不会来到黄河岸边坐一坐的，或独自一人伤春悲秋，或三五成群嬉笑打闹，或二人世界静看夕阳，在师大西围墙，但凡见到一人悠然踱步飘然而过的，两人依偎卿卿我我的，不用问，不是刚从黄河边归来，就是在去往黄河边的路上。金城忆，忆金城，一半勾留在此情。暮春时分，草长莺飞，柳绿桃红，蹲坐在黄河岸边的一块石头上，看着她长发飘飘、裙裾飞扬，嬉戏在河边的浅水中，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我熟悉或不熟悉的流行歌曲，那一刻清风徐徐、河水脉脉，整个世界仿佛都已悄然隐去，这一幕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鲜活如初，恍然如昨。无数次偎坐在黄河岸边的长堤之上，看逝者如斯，观日落长河，谈论着那些确定的或不确定的事情，也曾欢畅，也曾迷惘。师大校园的特色是丁香，尤以理科楼门前为盛，四五月间，春夏之交，一丝丝，一缕缕，若有若无，时有时无，那种氛围使人迷醉，年轻的我们与夏夜的凉风一起徜徉其间，暗香浮动，月光如水，迷醉不知所归。现在的师大校园，旧文科楼只剩下遗址，那棵核桃树应该还在，图书馆门前的草坪、旧文科楼下的草坪早已没有了，但在我的心中，它一直都在那里，不枯不黄，草色嫩绿，嫩绿得让人心碎，多少次细雨梦回中，草青青，树亭亭，伊人袅袅在风中。

四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留校任教，在兰州十年中的后面六年，是以学生的心态、教师的身份度过的。突然之间从学生变身教师，心中不免有诸多惶恐，但好在是，有许多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有同学朋友的相互切磋，自己依然保有不断学习、不断努力的心态。留校不久，我就作为第八批援藏教师中的一员前往西藏大学支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迄今为止的三十年讲台生涯，最初是以西北师大的教师身份从西藏大学的讲台开始的。

    在师大任教的几年中，要特别感谢陈晓龙、张文礼、赵吉庆、李朝东、平惠敏、把多勋、何昌明等老师的大力支持和诸多帮助，感谢政治系特别是经济学教研室各位老师的包容和鼓励。在那几年里，和冯玉军、王勇等同学一起，栖身于7号楼318，白天四处上课，晚上一起学习。一起备课，一起复习，一起备考，度过了一段痛并快乐着的时光。在那几年里，我在校内的授课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主，先后带过几届，其中有几个学生已经成名成家了，在校外也带过自学考试、企业培训的一些其他课程，还带过1993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勤奋好学的郭建东、谢志远，想学阿拉伯语的白素芳，活泼泼辣的张桂莲等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遗憾的是因为我个人原因的影响，这个班的班主任工作未能圆满完成，对学生和我都留下了一些遗憾。1996、1997两年，由于家在西安，工作在兰州，记忆中更多的是来回奔波于两地之间，颠簸在前往西安或者前往兰州的火车上。1998年3月，在陈晓龙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办妥调动手续，离开兰州前往西安工作了。

五

    兰州十年，是我人生中的第三个十年，是充满青春的梦想与迷惘、激情与活力的十年，我很怀念它。

（文/刘鸿明，我校1992届政治系毕业生，现任西安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编辑/周洁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