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农（1920年—2014年），中国电化教育事业奠基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西北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电化教育研究》杂志主编。生于江西，毕业于前国立中山大学教育专业；194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召唤回到祖国，1953年被聘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获得甘肃省教学名师奖；2010年，获“中国教育技术事业杰出贡献奖”；2010年，获“情系陇原、献身教育”特别荣誉奖；2011年，获得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终身成就奖等。著有《电化教育学》《电化教育基础》《教育传播学》等。

名师心得

 人生三件事：做人、做事、做学，都重要，做人最重要。做人，要使自己具有高尚的品德。做事，要使自己保持朝气和良好的敬业精神。做学，要放胆、细心、拿来、拿去。

 南国农的人生就是“电教人生”，透过他本人在各个学科发展时期的著述，让后世学者能够看到一条“因时而变”的时间之轴，称得上是一部鲜活的新中国电化教育学科发展史。因此，他被誉为我国电化教育学科的开山鼻祖，也被千千万万教育技术工作者亲切地称为南先生，学界对他的评价是：先生具有“三风”，即学者之风、长者之风、仁者之风。

把陶行知教育思想视为奋斗方向

 南国农志向高远，淡泊名利，之所以选定教育这个行当，是因为他一生佩服的人是陶行知，陶老的一个小故事时常鞭策着他。一天，陶行知听到学生鼓励同伴要努力读书，理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就把这个学生叫到办公室说：“公平合理的社会里，不能有‘人上人’，也不应该说‘人下人’，应该做‘人中人’。‘人中人’就是大丈夫，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南国农就想成为“人中人”。陶行知的另一席话再次点醒了他：“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这就成了南国农毕生奋斗的方向。

1943年，南国农从中山大学毕业，以电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的电影教育委员会科员身份进入教育部工作。1945年6月，年仅25岁的南国农出任教育部直属的国立青木关中学，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他也是国立社教附中迁入丹阳的首任校长。那时，他就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效仿陶行知的办学思路，严谨治校、民主办学。年轻的南国农风华正茂，一心一意想干一番事业，带领全校师生把学校办成深受广大民众称赞的学校。学校整体管理较严格，校风良好，学风很浓，在当地口碑也很好，学生以能戴上省丹中的校徽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也就在那时，南国农在教育界崭露头角。

让电化教育取得了“学科身份”

 南国农与“电化教育”的缘分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出现了采用幻灯片、播音进行教育活动的事情，我国电化教育也由此拉开序幕，但至1936年才把这些事称为“电化教育”，然后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至1984年前后，才基本建成电化教育这门学科和学科专业。南国农和他带领的团队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因此他对我国电化教育发展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中国电化教育是先有这个“事”，然后才有这个“名”，最近才发展为一门 “学科”。

1948年，南国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学习攻读比较教育与视听教育专业，获硕士学位。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他怀着满腔热情，带头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并带动230余名优秀在美留学生冲破重重障碍，于1950年7月集体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怀着革命的激情决心重新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主动要求去华北革命大学研究院学习。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又与他的老朋友萧树滋相聚。

1953年，两位先生携手同赴我国大西北，被聘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共同发展电化教育。南国农兼任学校“教育实习指导委员会”秘书，与萧树滋先生合作，举办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教育实习展览会”，首次在西北地区采用电化教育手段进行演示教育成果，吸引了校内外许多师生前来观摩，此次展览会效果很好、影响很大。从此，也让“电化教育”走进了学界的视野中。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我国的电化教育重新起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首先要发展教育的战略方针。1978年冬，教育部在河南开封召开教育学研讨会，南国农根据国外教育发展的趋向充分陈述了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必须重视教育手段现代化的作用与意义，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与关注，并取得一致意见。在权威教育学教材中增加“电化教育”一章，这为电化教育融入并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奠定了基础，这一举动具有划时代意义。

 从此，电化教育进入了教育学，成为教育学内容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了学科范畴，取得了“学科身份”。

一生执着于电教事业

 在“黑板＋粉笔”上课的那个年代，推行电化教育实属不易。支撑南国农心中的信念之灯始终不灭的就是：“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这种精神。

 当时，学校生物系有位教授对电化教育不太了解，南国农知道他要讲“细胞”，让学生逐个在显微镜下看，结果一百个学生心目中有一百个细胞形态，教授归纳总结时无法让学生都信服。南国农就让人用显微摄影做个片子，提供给这位教授，困扰多年的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他说：“高等教育有两个公式，传统的公式是10∶1∶100，即每增加10个学生，就要增加1个教师和100平方米的校舍；而电化教育的公式是50∶l∶0，即每增加50个学生，只需要增加1个教师，不需要增加校舍的建筑面积”。所以，电化教育是建设现代化教育的希望之路。

20世纪80年代初，南国农创立了以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由“七论”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并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和精辟的阐述。在其后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完善和深化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容。此举，奠定了中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方向。

 南国农的一贯教育思想是：电化教育姓“教”不姓“电”，电教以人为本，它的主要对象是人，不是物。它所追求的不是教育的机械化，而是教育的最优化。他提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教观念是“大电教观念”。针对有些同志只局限于学校电教这个小范围，视野比较狭窄，南先生响亮地提出：要搞“大电教”。这种大电教由“学校电化教育系统”“广播电视教育系统”“卫星电视教育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教育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因而极大地扩充了电化教育的内涵，也大大地扩展了电化教育工作者的施展舞台与活动空间。南先生身体力行，他在我国电教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重要事件中都留下了光辉的身影和鲜明的足迹。

1979年，他主持举办的有我国电教系统“黄埔军校”美誉的新中国最早的电教骨干培训班—全国电化教育讨论班，为我国电教事业的普及播撒了一大批优良种子。1980年，他创办《电化教育研究》杂志并一直担任主编。该刊成为我国电化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园地，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电化教育理论研究刊物。根据谷歌学术发布的《2018版谷歌学术计量报告》，《电化教育研究》在中文出版物TOP100排名中位列第35名，根据知网发布的最新《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版）》，《电化教育研究》2018年的影响因子为3.840，现已是国家级学术刊物、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MI来源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1985年，他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电化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发行40余万册。该教材已成为我国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经典教材，先后于1998年修订为《电化教育学》（第二版）、2004年修订为《信息化教育概论》。同时，这本书被台湾新学识文教出版中心购买了海外繁体版权，以“视听教育学”的名称在海外出版发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在台湾合法出版发行的第一本电化教育著作，受到海外教育界同仁的赞誉。这些均有他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南先生激励自己成为能创造、会开辟的第一流人物。他勉励自己的学生和同事努力做第一流的人物。他带领西北师大的同事创造了七个全国第一：举办第一期全国电化教育研讨班；创办我国第一本电化教育学术杂志—《电化教育研究》；举办全国第一个大型电化教育展览；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高师电化教育公共教材—《电化教育》；举办全国第一次电化教育知识大赛；举办我国第一次“电化教育考察万里行活动”；举办“两岸三地”教育技术学博士生西部行活动。这些，都载入了中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史册。

1978年，西北师范大学成立电化教育馆；1983年，开始酝酿举办电化教育专业；1984年，正式成立电化教育系，南先生担任首任系主任，当年开始招生。在南先生亲自指导下，西北师大教育技术学专业已跻身于全国高校教育技术学专业之前列，形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三个学历层次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被评为甘肃省省级重点学科。这些，是他为创立和发展这门学科所做的努力。

 “以和为贵”的学术魄力

 正是由于南先生具有这种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平等待人的学术风范，才使先生长期以来成为我国电教界的一面长盛不衰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了、凝聚了愈来愈多的电教界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的电教工作者。

 当前，我国教育技术研究已进入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理论重构时期。站在十字路口，如何重构，要广大教育技术学人共同努力、深入探讨。南先生的“教育技术理论重构路线”，是站在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把握了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脉搏，提出了要把“以和为贵”作为“教育技术理论重构路线”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南先生说：“‘和’是我的人生追求；‘和’是世界人民的心愿；‘和’是解决理论争端的有效处方。‘和平竞争、交融互补、共同发展’是当前理论体系建设发展的潮流。”在提出“以和为贵”理念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策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它看作解决难题的思想策略，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重构工作运行的具体途径。

 这是一个完整的教育技术理论重构路线的基本框架，既有基本理念、指导思想，又指明了运行过程中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南先生认为“教育技术理论重构路线”，其本质核心是“信息化教育就是信息时代的电化教育，它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符合中国实际需要。采用这个名称既可保持中国的特色，又可凸显时代的特征。新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信息化，这是人们的共识”。在以南国农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电化教育大师和他们的学子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电化教育事业走上了一条为国为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最谦虚的“两件羞愧事”

 南国农在回忆文章《我与电化教育：旧事追忆》中提到，在反思时，有两件事常在心中涌动，挥之不去。一件是：2005年11月21日—22日在广州参加 “中日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发展论坛”期间，在与日本专家坂元昂等人的一次交谈中，西之园晴夫教授说，日本的 “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 《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他还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 《天工开物》和《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听后，南国农心情很不平静，既感自豪，又感惭愧。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电教理论研究工作者，对自己祖先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竟然一无所知，只知道这本书名，并没有阅读过、研究过，真是惭愧。一些外国人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如此敬重，对照自己，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祖国的优秀文化、学术经典的呢？为此他深感惭愧！另一件是：2005年11月，他参加在广州举行的 “中日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发展论坛”，南国农是大会主题发言人之一，规定发言时间40分钟，他讲了44分钟，超了4分钟。2006年8月，在上海举行“首届全球ＥＴ学术峰会”，他也是大会主题发言人之一，规定发言时间为１小时，他讲了１小时零５分钟，超了５分钟。“这两次发言都超时，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感到很惭愧，丢了中国人的脸。超时，影响了会议的程序安排，侵犯了他人的发言权利，造成中国学者不良形象。”在这方面，确实应该向外国学者好好学习。从那以后，南国农更加注意自己在不同场合发言的时间控制。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28个字，深刻而准确地反映了南国农先生的人格魅力与高风亮节，这是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对南先生最真切的评价。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集英俊、睿智、善良、坚强、自信、执着、宽容和健康于一身的智者、勇者和仁者。

有情怀的爱国教育家

  2014年9月27日凌晨5时20分，南国农先生逝世，享年95岁。他的人格魅力、学者风范，对我国电化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历经中国新旧时代的风云际会，从四处求学的快乐少年到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从欧风美雨洗礼下的青年才俊到扎根祖国大西北的学界泰斗，岁月长河，似水流年，南先生始终怀揣一颗滚烫的“中国心”，在中国的大地上，在电化教育学科领域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辛勤耕耘、矢志不移，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必将受到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尊敬和爱戴，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电化教育走上了一条为国为民、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994年，南国农先生的夫人不幸去世，他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将与夫人一生积蓄的10万元捐献给西北师范大学，以夫人范春晖女士的名字命名，设立了“春晖助学金”，帮助那些成绩优秀的研究生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们更好地完成学业。

2015年，为继承与弘扬南国农先生献身教育信息化事业的精神，促进中国信息化教育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西北师范大学发起建立了“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发展基金”，并设立了包括个人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的“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旨在奖励在信息化教育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

 不管时代和环境如何变迁，总有一种令人尊敬的品质和人格力量,使我们超脱这个时代的喧嚣和浮躁，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感动和温暖,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和返璞归真。在中国教育技术学科领域，南国农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灵魂式的领袖人物。以景仰之心、以爱戴之情走近大师，热爱大师，既是一种崇敬，也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