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师大
母亲的味道培育了我们终生难忘的童年记忆,母校的味道铸就了我们弦诵永志的青春记忆。今年是西北师大120周年华诞,在网上看到一些同学晒出了食堂的饭菜,色香俱佳,能感受到学子对母校那份真挚爱意,也勾起了我回顾师大“吃饭史”兴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西北师大校办工作,有一天陪赵金保校长去图书馆和后勤处调研。那时,逸夫图书馆刚刚建设起来,赵校长对图书馆充满期望,和肖群忠馆长探讨了很长时间图书馆运行管理的事,千叮咛万嘱咐,要求把图书馆办成学校的学术中心、文化中心、学术传播中心,千万不能把图书馆办成学生自习室,要让图书馆成为学生喜爱的精神食堂。随后到兰苑餐厅,与后勤及餐厅管理人员相谈甚欢,当时兰苑餐厅二楼正准备开张小炒,赵校长鼓励后勤人员把食堂餐厅办好,说:好大学不仅要把学问做好,把学生教好,让学生吃好也很重要。如果你们把食堂办好、办出效益和影响力,我给你们做一个大牌匾,上面就写“吃在师大”四个大字,挂到食堂楼顶上去。
本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西北师大学习,当时兰州高校流传着一段民谣,说的是“兰大的牌子,师大的饭”,当时听了内心还是有点泛酸,觉得说师大饭好,多少有点失焦,说“师大的学术”好才算抓住了本质。但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师大的饭好,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周末也经常招待招待其它学校的同乡同学,在他们的赞叹与艳羡中把母校自豪一番,其实是最暖心的,大有“往时啼饥号寒者,今日饱食貌堂堂”之感。毕业后留校工作,最离不开的依然是学校食堂蒸的馒头。二、三十年后,每每同学聚会,都要求去食堂撮一顿,甚至有人四处搜寻当年两毛钱一份的土豆片炒肉!
师范院校常常被人们戏称为“吃饭大学”。究其原因,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看,师范院校承担着作育人师的重任,为吸引优秀人才尊师从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师范院校实行供给制或补助制,吃饭是不掏钱或少掏钱的。从师范院校内部看,首先,吃饭是学校基本的民生保障,师资训练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充实,更重要的是尊严师道、变换气质,从思想品德到行为举止的全方位训练养成,“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饭有利于师德养成和师风塑造;其次,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最要紧的是,历史上在高校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吃饭问题往往成为导火索,最容易点燃人们内心的火焰,火焰一旦燃起,风行草从,火蔓延八方,或殃及池鱼,种种风向,皆有可能。因此,树德务滋,筑基务坚,办好食堂既是大学的民生,也是大学的政治。
数千甚至数万人吃饭,不仅是制作问题,也关涉组织工作,西北师大在饮食文化上有着优良且专业化的传统。早在北京高师时期,学校就有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和膳食委员会,形成了对伙食工作的师生与伙夫共治机制。吃饭问题对师范生来说是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的重要途径,了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学会解决吃饭问题的生活之道,掌握饮食安排的科学准则和统筹方法,都是作为师范生必备的职业素养。1937年学校西迁后,为训练家政学术专门人才,培养家庭改进之倡导者,国立西北师院和燕京大学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开办家政系的两所大学。在家政的专业科目中,关于饮食,开设“食物选择与调制”“食物分析”“食物经济”“食物细菌学”“营养学”“生物化学”“高级烹饪学”“食物制造研究”等课程,专门研究“吃”的学问,当时家政实验室是全校条件最好的,经常研发出一些新鲜食物,让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常常在食物选择与制作上大开眼界。但在侵略者的炮火下,研究归研究,现实却十分严酷!况且,就具体一顿饭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而言,科学不科学、丰盛不丰盛都无所谓,往往最艰苦的那顿饭最值得回味,最能体现出价值!
1938年学校被迫继续“学界的长征”,走上南移汉中之路。膳食环节是学校南迁中最为繁杂的事项。3月16日晚,师生乘火车向宝鸡进发,临行前,因锅饼最为符合“易携不腐”的行军干粮条件,为避免由学生自行购买的不便,由膳食委员会统一购得锅饼317袋8676斤,咸菜3000余斤。为了保证所购锅饼的新鲜程度,锅饼采购由庶务组胡铭佑先生委托大车公会会长代为购集。在开车前,由大车公会会长之妻率同各制卖锅饼的小贩,分头将锅饼送至火车旁,再过秤登记、付款结算。到车旁才发现各家小贩制作的锅饼大小分量不同,过秤期间又发现所用的秤乃是老式十八两秤,每秤都得折算为新秤计量单位,同时秤鼻及挂绳细朽,不堪任重,致随秤随断、随系随秤,费时费事。却又因付款收据引发误会,办事人员要求卖饼妇女打收据,该妇认为“以货换钱,何须收据?”何况她又不会写,理直气壮,拒绝打收据,只是要钱。又担心火车开行、买主逃遁,无处索款,情急心伤,哭闹不已。正纠缠间,有本校学生前来劝解,又误以为学校办事人员故意难为对方,大为不满,欲主张正义,闹得大家哭笑不得。这边尚未安宁,那边自购的炊具又被拒绝装载到客运火车上,只得协调又运回学校,另雇六辆胶皮大车专门运送。待全体师生搭乘火车完毕,连夜在火车上分割锅饼咸菜,使其大小分量基本相等,分装毕时,车已到站,遂搬运下车,又是一番搬运、唱名、过数,按每人每日一斤锅饼一块咸菜,先发四日用量。
从宝鸡开始步行翻越秦岭的路途,行军伙食每日三餐,早餐食粥,中饭锅饼咸菜,晚膳干饭汤菜。每位前站膳委到达各站后,要先与当地接洽,号定宿舍,购存木柴,购置食材,协助督促伙夫预备膳食,待各队离站,办理完各项账目,又须骑驴或骑脚踏车或步行赶往前站如法办理,无间昼夜,不避风雨,极为辛苦。因运送米粮炊具的大车遇阻掉队,行军中途断粮,幸得一小学教员帮忙,拿出自家存米七斤,并向各家零星凑集,以茶杯为量器分发给学生,学生又分别向民家借炊,而民家穷困,缺柴少水,真有遭难言之苦。八天后粮食运达,但沿途城镇食品短缺,每到一地将青菜、豆芽、豆腐、粉条等物收购一空,仍非常有限,由于师生长途劳累,饭量大增,每当开饭前,师生多已携碗持箸、环立鹄候,只待报熟,个个大快朵颐,真是“饿咽糟糠甜似蜜”,越饥饿,饭越香。
在陕西城固期间,出现粮食短缺,食堂的菜单总是“一穷二白”,没有油荤谓之“穷”,白水煮白菜乃“二白”。老师们走街串巷四处筹粮,一位老师碰到一批黄豆,比小麦、稻米价格便宜,心想收回去可以做豆腐。买回来后,袁敦礼先生觉得做豆腐浪费良多,建议早餐增加炒黄豆,以充分利用食材并增加学生营养。炒黄豆的做法,就是头一天晚上把黄豆放水里浸泡,次日晨间黄豆泡软,将其炒熟,加入些许调料,即告大成。自从早餐加了炒黄豆,因为每日必备,天天见面,从城固到兰州,传承不辍,形成了传统,所以这道独特风味就被同学戏称“刻骨铭心菜”。当时学生就餐以“桌”为单位,桌长领出一盆水煮白菜,再加一瓦盆炒黄豆,八人一组半蹲或席地而坐,就是一桌。炒黄豆刚上桌的一段时间,大家发愁的不是蹲功不济,而是惊心动魄的吃黄豆激战。男生筷子功夫普遍欠佳,遂带了勺子风卷残云,不顾同桌女生文秀,且勺子越大者攫取越多,一盆黄豆顷刻告罄。女生抗议,要求公平竞争、文明用餐,约法一章,禁止以勺取豆,只准使用筷子。于是女生大多巧手翻飞,筷无虚发,技术高超的,一筷可取两粒甚至数粒,谈笑间黄豆告罄,逼得男生双筷并拢,频频抄底揽搓。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这盆“刻骨铭心菜”确实保障了学生基本的营养,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黎锦熙先生《再度陇至兰州》诗中记载了一顿饭,至今仍值得我们品味。1941年深秋,黎锦熙、袁敦礼先生未办理国立西北师院院务,乘汽车从西安前往兰州,由于初秋已将冬衣悉数运往兰州,黎先生衣着单薄,受寒腹泻。偏偏汽车烧断电丝,滞留途中。众人饥肠辘辘张望之中,“忽来一老农,云有物相贻。众询是馍否?探囊出电丝。”虽然无馍解饥肠之困,但电丝可使汽车继续前行。到达泾川、平凉,黎先生记下了一顿有治疗作用的美餐:“泾川酌泾水,热茗涤中肠。晴干得添程,昏暮投平凉。烙饼软无沙,砂锅果鲜汤。倚装本腹疾,及兹回健康。比价仅得半,谓此堪徜徉。不图语成谶,浓云行八方。一雨亘三日,旅馆寒灯旁。”先生在泾川喝了杯热茶,在平凉吃了个砂锅,竟然治好了腹泻,正夸平凉饭食又好又便宜,是个好去处,不料一场大雨,滞留三日。先饥而后食则其食美,饥寒之人,得热茗鲜汤,犹玉液琼浆,简单饭食,软饼无沙,老先生吃得入心入脑,旋即入诗,意旨高洁,品味悠长!
1944年元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抗日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日本帝国主义败相显露,抗战胜利、国家中兴曙光破晓,恰逢学校迁兰任务圆满完成,又有一批学者远道汇集于西北师院。为表达“中华开昌运、世界兆和平”的美好祝愿,欢迎远道而来的同仁,学校决议聚餐团拜。聚餐菜单是“酱牛肉、虎皮冻、芥末菜、豆腐干四凉四大碗,川丸子一大海碗,馒首枣粥。”推定操办教师直接采购原料,自雇厨夫掌勺,较饭馆所省一倍,而好吃实不待言,预算每人分摊五十元。餐后总结,此乃“以中兴国民值新年令旦,用少数钱财食圆满食品”,所用经费,平均分摊,合作消费,其利可见。这顿被认为是主题鲜明、场面热烈、菜品丰富、意义重大的聚餐以及菜单,被郑重地载入《国立西北师院校务汇报》,流传下来。
去年,本人出差用工作餐,接待我们的一位年轻人,格外热情周到,令我既欣慰,又局促。言谈中他一直称我老师,他说:“您一定忘了,好几年前咱们一起在师大专家楼吃过饭,我的记忆非常深刻。”他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是西北师大每年在毕业生中搞的“我与校长共进早餐”活动,刘仲奎校长到我陪同的这一桌来给同学们敬茶,被宣传部的同志拍下,这位同学将这张照片保存在手机中,手机换了几个,照片始终保存着,并视为至宝。他说:“上大学期间,校长、学校领导不是在视频里,就是在离我们很远的主席台上,听说领导们也去听课,去学生宿舍和食堂,但我运气不好没见过。这次能和校领导这么近距离、这么亲和地坐在一起,我感到很幸福,对我来说这顿早餐既轻松愉快,又很有仪式感,这是我在母校最高层次的聚会!但我也很遗憾,因为吃完这顿早餐,我就毕业离校了,越是远离,越是怀念,可能这顿饭的意义就在这里!”
(作者丁虎生 4月3日夜疫情封控中写于兰工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