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书影

    《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一书，终于在2021年7月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月里，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了。

    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是关于中国文明溯源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该命题的提出，不是要追求新人耳目的传播效果，而是经历过长期积累和孕育，那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探索与艰苦推进的实地考察过程。“先统一”显然是针对“后统一”而言的创新性理论建构。

    如果换用更完整的表达，这个命题的意思是：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地区，然后又经过辗转传播，最终统一中国。更确切和具体的说明，措辞还可以这样展开：在距今五千年之际，玉文化的发展率先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体系化规模化。以璧琮璜钺为组合特色的玉礼器体系，随后从长三角出发辗转传播到各地，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覆盖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奠定夏商周三代文明国家的王权象征基础，开启华夏王朝历朝历代尊礼崇玉传统之先河。

    要给华夏皇都紫禁城珍宝馆中的国宝级玉礼器追根溯源，则非史前长三角地区贡献的玉礼组合莫属。尽管清宫里的爱玉如命的乾隆康熙皇帝们对他们身边的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的由来和历史深度毫不知情，也不知道在夏商两代以前的中国，还有五六千的玉文化发展史可以回溯。博学多闻的帝王们甚至偶尔会陷入张冠李戴或郢书燕说的窘境，把良渚玉琮误打误撞地称为“车辋头”。如乾隆诗《咏汉玉瓶》云：“周代辋头器，汉时改作瓶。”其《咏汉玉辋头瓶》又云：“五辂辋头饰，难分秦汉周。”这些都无法完全遮蔽五千年的南方宝玉传承在六百年帝国皇宫里的事实，更无法遮蔽玉宝器向这个国家最高统治者们不断焕发出的温润光泽。那和田玉特有光泽里映射着的，还有儒家圣人建构的华夏人格理想，即所谓“君子温润如玉”。

    要充分理解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这个理论命题所蕴含的知识创新意义，需要回溯文学人类学一派在八年前完成的国家重大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009-2013），以及在六年前完成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2010-2016）。正是在实施这些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先提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学术认识；并为此而开启历时十年之久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系列活动。截止2019年，总共完成十五次考察，前十四次考察全都围绕着河西走廊和黄河上中游地区展开，走遍国家中西部七个省区的200多个县市；唯有最后完成的第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是针对长三角的环太湖地区实地走访，考察团的九位成员，包括专家学者和资深媒体人，分别从自己的视角对环太湖史前文化之旅的所思所写，就聚集为本书的内容。

    从四十年一回眸的学术视野去上溯，文明探源研究成为我们这一批伴随改革开放历程而成长的人文学者常年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有两个重要学术引线：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起源和人类社会五阶段发展过程的溯源研究；另一个是1986年完成的对西方学界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流派之译介和研究。前者的引线作用体现在笔者在学术期刊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人学初探》（1983年）；后者的引线作用则呈现于笔者的第一部译著《神话-原型批评》（1987年出版，2011年增订版）和第一部专著《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1988年）。这些学术初始训练的结晶，可以借用启蒙时代的一个格言来表示：对于一切事物的认识，唯有懂得起源，才能窥探本质。这也是西哲第一人柏拉图所发明的“原型”这个术语的潜在含义。可惜他将原型的存在弄错了位置，以为是在天上的理念世界。

    从形而上的理念世界，到形而下的现实世界，是文化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特色所在。思想史上有关人的抽象定义非常之多。说人是理性动物，政治动物，使用工具的动物，阉割动物，等等，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但是能把对人的学术探究，全面落实到世界五大洲所有存活至今的部落群体，则唯有文化人类学。有人对比以往的学术传统，将新崛起的人类学及民俗学的研究大方向称为“眼光向下的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文学人类学一派，就这样从探索单个作品的原型出发，顺应国际学术潮流的“人类学转向”，取法“眼光向下”的学术原则并强烈聚焦到本土文化之根，逐步迈向求解一个伟大文明的原型这样的全新认知新目标。

    从文学的原型转向到文明的原型，其变化和递进的逻辑，是基本上清晰可观的。这也可以视为引进外来的文学批评理论方法的本土化过程，其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引向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建构。玉文化先统一中国和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这两个命题可以体现此类话语建构的进行时态。

    从百年回眸的学术史视野再审视，能够更好理解《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的继往开来意义。既往，指的是继承1921年以仰韶文化发现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生发展史；开来，指的是全面突破仰韶文化发现者——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遗留给我国考古学传统的先天成见，包括空降而来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成见和本土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成见。

    如何才能走出数千年累积下来历史成见？国人最熟悉的成语有“问鼎中原”一说，中原成为这个以“中”为名的国家理所当然的聚焦所在。对中原中心观的解构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方面，考古学对史前文化的新发现起到关键作用。以苏秉琦先生的形容华夏文明诞生之前的各地方文化全面开花局面的专用词语“满天星斗”为代表。苏先生倡导的这个理论，其配套的原理是史前中国六大区系假说，这套学说就是为打破文献史学强加给正统国史观念的中原中心论。既然考古学的发展有效解构了中原中心观的统治地位，那为什么还要说中国考古学的创始者安特生多少也助长过中原中心主义偏见呢？回答这个问题，是要提示从正反两个方面审视史前中国文化发现者的学术功绩和局限，不仅看到其光环，也要看到其误导。这需要回溯到安特生的学术背景和他初来中国后的学术引路人丁文江。

    让我借用两个关键词组来表示20世纪初国学的最大变化：“眼光向下的革命”与“眼光向地下的革命”。它们分别指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传播中国后所激发的学术转型效应。

    说来也巧，两次具有近代学术史上原型意义的物质发现，居然都是来自北京中药铺的“龙骨”。这两大发现，一个发生在清朝末年：1899年；另一个发生在民国初年：1918年。居然能够先后两次引发20世纪中国文化的大发现！第一次是北京的金石学家和古玩收藏家王懿荣（1845-1900年），因为到药铺抓药看病，而不期而遇药用“龙骨”上刻划的甲骨文。是药材龙骨将学者引向此类药材的起源地——河南省的安阳。第二次是民国政府聘任的瑞典地矿学家安特生。他在1918年为溯源药店之“龙骨”而顺藤摸瓜一般，来到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这一年，地质学科的创始人丁文江在陕西、河南交界的三门峡发现第四系下部的地层剖面，含有双壳动物化石，鉴定其时代为早更新世。丁文江随后在山西河津县也发现相同时代的地层面，上为黄土，下为砂层，在砂层之顶部发现古象化石。丁文江把这些成果交瑞典地质学家安特（J.G.Andersson,1874-1960）。他是1914年作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请的一位外籍矿产顾问（a Mining Advisor）而来到北京的。安特生从丁文江手中接过来的“龙骨”，与王懿荣接触到的龟甲兽骨完全不同，这是一批动物化石。其原本的出处都是地下。 

    因此需要有地质学家先于考古学家去开启这种“眼光向地下的革命”。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村落，本来完全不在这批地质学家们的工作计划之内，这方面的发现对他们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在此之前，安特生已在1918年2月到北京周口店遗址调查，率先发现人类使用的工具。北京中药店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引起安特生的极大兴趣。他先派人去化石产地扩大收集范围，带回北京的化石标本群组中，居然还有数百个磨制的石器！于是他亲自乘火车来到渑池县仰韶村调研，采集到的批量文物中夹杂着一些散碎的彩陶片。后来安特生将这些陶片和石器带回北京西四的地质调查所做进一步辨识研究。他对照刚刚发表不久的中亚地区安诺文化彩陶发现报告，这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中原腹地仰韶村找到的不只是动物的“龙骨”化石了，而且还包括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物。

    这两次由北京中药铺里的“龙骨”而引出的文化发现，其时间的间隔仅有十九年。二者都意义非凡，前者直接催生20世纪的国学新学问——甲骨学，并促成对商代历史文化的知识的更新换代；后者则催生出中原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划时代伟大发现，并由此而直接催生出中国考古学。甲骨文的发现属于商代考古研究的范围，仰韶文化的发现则给中国史前史研究奠定第一块基石。学界普遍将1921年看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之年，却很少有人去反思，在1921年之前，先于安特生的田野考古发现，还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对中国史前文化遗物的发现，这个人就是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的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他1912年由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为人类学系列第10卷而出版的英文著作，被视为世界上研究中国古玉的第一部科学著述：《中国古玉》（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该书名直译为《玉:中国考古学与宗教的研究》。该书在1989年由Dover出版公司推出新版，书名正题Jade没有变，副题则改为Its History and Symbolism in China。新的副标题更为明确。新书名全译为《中国古玉:它的历史与符号象征》。）。

    这位身体力行的人类学家原籍德国，毕业于莱比锡大学，后移居美国，跟随人类学大师博厄斯，练就一身格物致知和鉴识文物的真本领。他多次来到中国东西部考察和收集古玉标本，还去过青藏高原，他为他所服务的美国博物馆收集到数以万计的藏品，其中的中国古玉有千件之多。看到此类国宝玉器文物在上个世纪初大量出境散播海外的数字，今天的我们也不知道应该给与怎样的评价？劳费尔，是不是承载数千年历史文化信息的民族瑰宝古玉大规模流失海外的始作俑者之一呢？要知道，中国人从夏商时代起，就养成一种珍视和收藏前代古玉的文化传统。陕西凤翔县的秦墓里发掘出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佩；陕西韩城芮国墓里发掘出红山文化玉猪龙，都是此种悠久的尚玉传统的新物证。“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和“玉卖有缘人”等等说法，都是地地道道的华夏本土特有的商业话语。从最初的中国古玉的外籍购买者劳费尔到后来的收藏家温索浦，这些趁着国门洞开而进入内地的外国商人，能算是“有缘人”吗？在如今的国宝文物回流祖国风潮中，这一大批被国外收藏家和公私博物馆或艺术馆所收藏的中国玉器，又有多少能够有幸完璧归赵呢？大概是凤毛麟角吧。好在收藏界讲究的是“流传有序”。跟着劳费尔和温索浦们外流到美国的中国玉器，大都完好无损地收藏或展出在博物馆中，时不时会有一些特展或拍卖活动，让天下的爱玉之人有幸一睹其真容。

    从东亚洲史前聚落社会的广泛分布情况看，虽说是呈现为四面开花的“满天星斗”格局，却并不是一样的明亮和耀眼吧。相比之下，唯有那些具备着规模性玉礼器生产和使用的史前地方性社会，才会在满天星格局中显露出格外耀眼的光芒。为从时空方面全面梳理史前玉文化的发展格局，到力所能及的地方去采集玉矿标本和和古玉石器标本，就成为某种具有基础意义的工作。在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总回望之际，我们的团队调研从大西北，延伸到江南。文学人类学的这个团队经历了从人类学到考古学的两次知识转向。先让自己眼光向下，直面本土大地；再让眼光向地下，尝试去透视：找回文字没有记载的失落传统……

    让我们深受启发和鼓舞的经典性学术史案例有两个：一中一西。两次的事件都如同歪打正着：西方考古学的降生，与名叫谢里曼（又译“施里曼”）的德国商人执意要去土耳其田野去发掘荷马史诗讲到的特洛伊城事件有关。相关的专业性陈述可以参考国际通用教科书《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这部书是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Edmund Daniel，1914-1986）的名著（中译者：黄其煦，文物出版社，2009年）。书中用相当的篇幅（第四章第4节和第五章第4节）详细介绍非考古专业出身的荷马史诗爱好者谢里曼如何特立独行地发掘出特洛伊古城及其国宝黄金的。而我们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如前所述离不开地质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意外发现。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乐森译，文物出版社，2011年）中专门提到先于他在中国进行史前期文物采集工作的美国汉学家劳费尔。但由于安特生不像劳费尔那样精通玉和石的区分，他只是说到从劳氏那里购买到一批很有意义的石器。

    中国北部之大半，吾人知有研磨之石器，尝自近地面之处得之。此种遗物之采集，当首推劳佛氏自山东所获者，最有意味。标本有数百件系来自奉天热河，直隶等处。现时均入吾人之手。将来当由中国古生物志中发表之。其中的石斧石凿等，大都与石铜器时代之过渡期者相似，但其年代或竞较石铜器时代为晚。（第三十五页）

    劳费尔的英文大著早在1912年就问世了，但是国内所知甚少。该书开启的玉文化探索之旅，至今已经蔚为大观。劳费尔的名字虽然出现在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中，他的《中国古玉》一书却仅在一个注释下偶尔提到（第39页页下注）。劳费尔专注于古玉的文化特质和宗教信仰含义等，似乎根本没有影响到安特生。从学术规范的讲究看，这里面好像潜藏着一些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若将发现仰韶文化这个事件确认为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中国考古学的双重开端，那么至少在此九年前，劳费尔的书已经展示了在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物，并且书名也直接采用了“中国考古学”（Chinese Archaeology）字样。在劳费尔的1912年发现和安特生的1921年发现之前，全球知识界还没有谁知道：中国，和欧亚大陆西端的诸文明古国一样，其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一个“新石器时代”。可以说，两位外籍专家对中国境内磨制石器的发现和古玉器的发现，都是在考古学诞生于我国之前的知识黑暗氛围中摸索性尝试，这就显得极其难能可贵。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安特生对甘肃史前文化——齐家文化的发现，一开始就伴随着一个错误的认识：将齐家文化确认为先于仰韶文化的史前文化，即史前文化第一期。其后依次为仰韶文化、马厂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第二十一页）。《甘肃考古记》中，为什么对代表齐家文化最突出特色的玉文化方面没有任何关注，可以说是不着一字。难道西方知识体系教育下的地质学专家也会发生“玉石不分”的现象？或许在他看来，齐家文化先民引以为豪的玉礼器，也无非就是一些显得美丽而光鲜的石器而已（如今的瑞典东方博物馆中，毕竟同时陈列着安特生带回去的甘肃彩陶和齐家文化玉器）。

    正是由于安特生的这个历史性疏忽，由他所开启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中原中心主义成见，以至于将黄河中游地区视为华夏文明摇篮的学术观念，根深蒂固，影响着随后的几代中外学者，特别是希望从石器时代的悠远大背景重新构思中国历史书写格局的大学者。例如，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中国大历史》，就是从“西安与黄土地带”起笔书写的。全书二十一章的总体，一直到第十二章写到南宋王朝，才初次笔触到长三角地区。其间的中原中心成见何其深厚和浓重。再比如，日本考古学家水野清一的代表著《中国文化的开端》（杨晓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虽然以考古新发现材料而非文献材料为主要研究依据，却依然因循守旧地承袭中原中心和黄河中心的历史观，其起笔处依然还是黄河。只要看该书目录中的第一章标题“奔腾的黄河”，就一目了然了。

    以上情况大致表明，中国史的叙述视角已经固定着一种宰制着人们思维的正统窠臼和想象定势。如同欧洲学者言必称希腊那样，国人讲国史言必称黄河和黄土地，至于长三角地区在华夏文明孕育过程中的作用，几乎是被遗忘殆尽。1992年，一位名叫陈剩勇的杭州学者完成一部专著《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认为良渚文化代表的就是华夏第一王朝夏朝，并且尝试从七个方面举证论说。这部书在八年之后的200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了不久，这部书很快就在学坛上销声匿迹，很少有人提起。近有台湾中正大学历史教授郭静云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事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将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视为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称为5000年前的江汉先楚文明或城邦古国，并比喻为“云梦泽的苏美尔”（第2页），即为中原文明的主要源头。郭教授的观点也有大量考古遗址和实物为举证，却同样不能受到考古学界的认同。现在我们这部完成于2019年的江南玉文化考察记，开门见山打出“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的理论旗帜。其所需展开的切磋和争鸣空间，应是相当广阔的。秉承中原中心观的守成者也自然会发起批评和反击。

    从长江文化带的南方视角出发，从水稻栽培到切磋攻玉，再到养蚕缫丝，应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前的三大发明。这三个重大文化创造，都发生在文明国家和帝王统治王朝出现之前很久远的史前时代，因此其文化基因的意义，也就超出了文明时代以后的四大发明，成为催生国族想象与华夏文化编码的原编码要素。本书的专论部分，各位专家就此展开有趣的讨论。根据《国语·楚语》的记载，就是在江汉先楚文明或“云梦泽的苏美尔”，其后代知识领袖观射父在对楚王问时给出一个有关华夏远古信仰和祭祀礼仪奥秘的完整答案，可简化为“玉帛为二精”一句话。众所周知，玉和帛这两种物质的紧密组合，也曾经集中反映在儒家创始人孔子的问句中：礼云礼云玉帛云呼哉？既然观射父和孔子都明确表示出玉帛在古礼信仰体系中的不可或缺作用，而化干戈为玉帛的汉语成语，大家早已司空见惯，挂在嘴边，脱口而出。那为什么西学东渐以来中外学者专家们编撰出的各种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基本都不会朝向这两种华夏原型物质展开研究和论述呢？

    在此提出这个疑问，意味着未来的思想史的创新性开篇，一定要聚焦中国文明与生俱来的核心信仰与核心价值，要在凸显中国文化独特性方面大做文章，而不再亦步亦趋跟随西方哲学史的老套路，用一整套的外来的形而上概念术语去张冠李戴在中国历朝历代思想者的言论上。就此而言，“玉文化先统一”的理论命题是否需要及时补充内容，升级到“玉帛文化先统一”的新高度呢？

    我们讲到这类理论新命题，其题外之意，是要强调从中华上五千的视角去反观下五千年，即从史前期各地方文化多元共生之总体格局，反观中原中心的华夏王权国家格局是如何孕育出来的。在这个巨大的文化时空变化过程中，领先一步的良渚文化，其所发挥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从物质方面到精神方面，都还有很多学术空缺点，需要学者们打开思路，去逐步填补。

    就拿国人最熟悉的成语“问鼎中原”来说，迄今考古所知最早的铜鼎出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四期，距今的时间约3500多年。由于这“华夏第一鼎”不是科学发掘品，而是工人意外发现的，也有学者根据该鼎的铸造工艺考证其为二里岗文化遗物（参看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0页）。初始期的中原第一铜鼎，基本属于素器，仅在表面有简单的方格纹。到后来的商代中期之后，青铜鼎的制作体量才得以成倍放大，器身也被饕餮龙凤之类体现神话和信仰的纹饰团团包裹起来。若从距今七千年至距今四五千年的长三角史前文化发展史着眼，作为青铜鼎之原型的陶鼎，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中也是素器，但是发展到良渚文化后期的上层社会，就衍生出凸显神话信仰的纹饰图像。以上海青浦福泉山出土的M65:90夹砂黑衣红陶带盖鼎（图2）为例，其从炊器到宗教礼器的演变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考古报告称：“整器自盖钮至三足外侧，满刻鸟首盘蛇纹。”（黄宣佩主编《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98页）

图2，中原礼器铜鼎的史前原型：上海福泉山出土的M65:90良渚文化夹砂黑衣红陶带盖鼎，

距今4500年，摄于福泉山遗址博物馆

    面对密密麻麻绘饰着鸟首盘蛇形象的上海福泉山陶鼎，足以引发所有使用汉语成语修辞术的当今知识人进入深深的反思：假设当年（公元前606年）周定王派出的臣下王孙满不是生活在青铜时代的中原周朝，而是生活在玉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氛围里，那么我们熟悉的成语“问鼎中原”的原型说法，就应是“问鼎江南”了吧？

    在过去，国人虽然也习惯说“中华上下五千年”，但是这样的说法基本属于一种文化修辞术，并没有多少说者会较真其年代数据的真实性。如今，有关中华文化上五千年的新知识的大门已经开启。学者们和学子们若要与时俱进，就理应学习如何从上五千年去反观下五千年。借用王国维的修辞术，这样一种以史前文化大传统新知识为鉴的反观境界，恰好堪比“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图3，上海福泉山出土良渚文化玉钺，摄于上海博物馆

（作者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原刊于《丝绸之路》2021年第三期

(编辑/郭家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