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化方（1898-1978），又名李金坡、李澈庐，河北涞水人。1922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经济系，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向导周刊》等革命刊物和经济学、社会学书籍，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试图把研究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力求走出书斋，让学术切实服务于社会。

    1926年大学毕业后，在民国大学附中教书。1931年到山东民众教育馆做编辑工作。1932年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教育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专攻教育学和经济学。抗战期间，李化方辗转流亡至兰州，1942年被聘为西北师范学院教授，主讲社会学、经济学课程。在师院期间，他努力研究马列学说，传播进步思想，讲授全新观点，发表进步文章，抨击国民党统治，成为一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知名学者。兰州解放后，李化方被任命为西北师范学院代理院长，负责接收，使师院平安过渡到新政府。1951年他被任命为西北师院副院长，先后聘请了袁敦礼、董守义、吕斯百、洪毅然、萨师炯、李秉德、南国农等著名教授来校任教，使西北师院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一次迎来了复兴。1954年当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他还兼任民盟甘肃省委会副主委，民盟候补中央委员等职。

    李化方一生著述甚丰，思想宏富，先后著有《五卅惨案调查记》《欧美劳作教育思想史》《甘肃农村调查》3本著作以及20余篇文章。他的劳作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试分述之。

劳作教育是劳作与精神结合的自立性教育

    1932至1936年留学日本期间，李化方写成《欧美劳作教育思想史》，系统叙述自文艺复兴以来乌托邦、宗教改革派、自然主义、泛爱主义、新人文主义、杜威、凯欣斯泰纳、勃朗斯基等流派和学者关于劳作教育的主张。他在写作缘起中说：“我编这本书的动机，是因为近年来阅读关于劳作教育的书籍，发现各家主张未尽一致，出入甚大，甚至彼此诋訾，不稍宽容，真令人发生无所适从之感。于是想从历史方面加一番仔细的研究，寻出劳作教育比较适当的方向，以其结果辑成一书，即可为自己研究的准绳，抑或可供我劳作教育界参考之一助。”此书的付梓，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劳作教育思想史的重要论著。

    揆诸中国传统社会，在道统和政统体系中，重德智而轻劳作，重讲习而轻实践，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长盛不衰，致使中国人形而上胜于形而下，知行常处于分裂状态，劳作教育一直不发达。延至民国，随着西学的大量传入，西方的劳作教育思想相继引入中国，但鱼龙混杂，是故李化方的大作，受到了国内各方的关注。著名教育家陈宝泉称该书“为救时之良药”。李书一经出版，《大公报》声言该书“正是现在极需要的一部书”。

    在此书中，李化方认为劳作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劳作是身体的活动，尤以手之活动为中心；而“广义的劳作，不只是身体的活动，连精神的活动也包含在内。结合身体的劳作与精神的劳作二者而成为自己活动，像这样能达于身体的精神的自己活动之‘自立性的教育，即是所谓劳作教育’”。他进一步解释道，有人误解劳作教育的意义，以为只限于身体的劳动，其实劳作教育的真义决不只限于身体的劳动，对于精神的劳动未尝丝毫忽视。若认劳作教育为只是一种手技的练习、筋肉的劳动，囿于狭义的经济的一方面的见解，绝不是正确的劳作教育。显然，李化方把劳作教育看作肉体与精神紧密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劳作必须以手技、身体的运动为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劳作中体验劳动的快乐，生发出热爱劳动、尊重劳动、有创造精神、有团队精神、有担当、有个性、有弘毅责任的新国民，养成如卢梭所说的“有农夫的身手，有哲学家的思想”那样的人类。

     劳作教育是以社会生活为本位的教育

    李化方指出，劳作教育必须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他认为“教育与劳作相结合，即是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劳作是生活的基础，若无劳作即无生活。生活与教育合轨，是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之最大的目标。这是任何国家，任何主义的一致的倾向”。

    为什么要使劳作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呢？李化方解释道，过去的教育是“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所教育出来的人，不是社会的生产（广义的）分子，而是社会的消耗分子，不能推进社会，反为社会之害而摧毁社会”，只有理论，没有实践能力，越受教育越缺乏行动。“我们要想救治此弊，惟有实践的劳作教育”，“因为劳作教育，是促进国运发展的原动力，又是复兴国运的最基本的工作”，李化方将劳作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振兴、民族存亡的高度，这一认识确是不刊之论。

    要真正将劳作教育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李化方主张必须实施真的劳作教育，如果仅仅学习一两样无所谓的手工，开设一两门无关紧要的劳作课程，或参加一些无实质性意义的劳动，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那么，真的劳作教育是什么呢？李化方认为劳作教育最终是身体与精神结合内化的“自己的活动”，不是外在强迫的行为；劳作教育还应该是集体性的合作劳动，这里“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锻炼，互相比拟，互相竞赛，这不但可以养成团结力和民主精神，并且可以提高其自动的学习精神，而引出各个分子之自发性，创造性和独立性。

社会调查是实现劳作教育的有效手段

    基于对劳作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和阐释，李化方提出实现劳作教育的一个有效进路是社会调查，因为“人类的学习，惟有通过实践的过程，始能获得真实的实用的经验和教训，始能免去抄袭生吞活剥的弊害，而更能在实践劳作中养成现代所应具备的生活道德或生活习惯。”“想把握要点，认识现实，了解本质，只有从事调查工作，才能作到”。

    李化方以自己的调查经历诠释他的劳作教育思想。早在保定读书期间，他就深入城乡调查研究。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全国群情激奋，他又前往北京、天津、济南、上海、杭州等12个城市调查，历时两个月，收集了各地的报纸、杂志、传单、宣言、通电、有关记者以及各团体或私人与五卅运动相关的各种资料，采访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写成《五卅惨案调查记》一书，目的“在使国人切实明了惨案之真相……可为全国人之借镜”。该书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记述了五卅惨案的起因、过程，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人的抗争，是记载五卅运动权威的著作之一。

    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期间，李化方就注重对西北地区的调查，他说“未曾到过西北的人固然不能了解西北，就是在西北的人也不能彻底的了解西北。西北是个谜吗？不是的，这是因为很少有人对西北下过一番求知的苦功——调查工作”。为了解开这个谜，为了对西北的建设做准备工作，在张治中的资助下，1948年，李化方、谷苞与几名学生在甘肃山丹、秦安、会宁等地进行社会调查。他们查阅县乡文书档案，到有代表性的村庄深入农家，进行口述采访，得到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次年写成了《甘肃农村调查》一书，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可多得的科学论著，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作者用大量生动的案例反映甘肃农村贫富不均，农民生活苦痛的情景，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进行土地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出台，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劳动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围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把准劳动教育价值取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报效国家，奉献社会”。劳动教育正式以国家意志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站在新时代历史的制高点，结合当下国家劳动教育的基本原则，再去重温李化方的劳作教育思想，他所提出的劳作教育不仅要培育健康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养成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知行合一的新国民，劳作教育必须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劳作教育必须承担民族复兴之重任等理念，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之光。

    （作者尚季芳，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

来源：《团结报》 时间：2020年5月7日 字数：3180字

原文链接：【团结报】李化方的劳作教育思想

（编辑/王世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