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礼:改革开放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本土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经历了从恢复重建、采借效仿到学科自觉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向、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的变化过程,也是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政治学发展过程的外在体现,也是政治学适应时代要求和中国政治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推动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本土化建构,朝着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学的方向前进,既是政治学回应新时代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政治生活期待的必然选择。

   话语是一定的主体表达自身价值立场、思想和情感的语言载体,核心是语词或概念。价值体系是按一定的逻辑组合起来能够系统表达某种思想的语词或概念体系。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任何话语和话语体系都反映着某种思想体系、体现着某种意识形态,是一定学科价值倾向、核心理念、学科范式的集中体现。一定学科话语和话语体系的嬗变,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革,也是学科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对当代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一伟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掀开了崭新的篇章。正是在这一伟大的社会革命和由此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改变过程,这一过程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息息相关,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生动反映。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展开,我国政治学开始恢复重建。恢复之初的中国政治学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二是为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际需要研究中国现实政治。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如1980年代出版的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王惠岩主编的《政治学原理》、云光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邱晓主编的《政治学原理》等教科书,基本上是围绕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这个主题编写的,这些教科书也是当时中国政治学话语的主要来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阶级、国家、政府、政党、民族、革命、国际政治为主要概念的话语体系。

    但是,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必须要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已开始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产生了如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公共管理职能等新概念,还开始出现了借鉴西方政治学话语的尝试,如一些政治学教科书中出现了政治体系”“政治社会化等范畴。20世纪中后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政治学开始进入了主要以采借效仿为特征的阶段,政治学话语体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还占据主导地位,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开始产生很大的影响。政治学界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话语,似乎不讲马克斯·韦伯、戴维·伊斯顿、亨廷顿、阿尔蒙德,就是学术上无知的表现,政治学研究和话语表达出现了简单移植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或用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倾向,诸如政治参与、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威权主义、政治合法性、全能主义等源自西方政治学的话语成了那一时期政治学学术研究的热点。而该时期,政治学研究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虽然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借鉴一些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将这些概念不加改造地简单照搬,甚至将这些概念背后的价值立场、意识形态都移植过来,势必会对我国政治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危害,进而也会威胁到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我国学术界逐渐认识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如果不加选择和改造地简单移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仅不能建构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不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且可能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沦为西方的附庸。

    因此,我国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相继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政治学本土化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学术诉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中国故事”“中国道路成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中国政治学本土化才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政治学的本土化首先要表现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本土化。自21世纪以来,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少学者开始自觉地对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进行反思和梳理,对西方政治学的传统概念进行中国化改造,赋予新的含义,诸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概念也都具有了中国式的表达,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一些学者开始立足中国大地,深入基层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基层政治的丰富实践,提出了一些富有本土色彩的新概念、新理论。

    可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嬗变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强大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才展现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才开始了由采借效仿到本土化建构的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展目标、主要矛盾都发生了变化,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纵深推进,这些变化都对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政治学界必须回应这一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大地,深入研究中国丰富的治国理政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借鉴消化西方政治学的有益成果,不断总结、提炼、升华出一套既面向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逻辑和问题,又能反映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从而才能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9年4月10日 字数:260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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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添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