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师大的历史中，有无数大师默默耕耘在学术的土地上，播撒下了希望的种子，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学校科研教学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更是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的孔宪武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孔宪武先生（1897—1984），河北高邑人，一生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学术精湛，造诣很深。曾在河北大学、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西北农学院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1942年，到西北师范学院博物系任教，解放后，任西北师范学院副院长、教务长、生物系主任、植物研究所所长、一级教授。著有 《兰州植物通志》《中国植物志——藜科》《中国植物志——紫草科》等名作。

朱格麟和赵国珍都是孔宪武先生的学生。朱格麟1952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1956年毕业留校后担任孔宪武的助教；赵国珍1956年考入西北师院生物系。孔宪武先生在科研、教学、生活等方面，都给学生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其人生道路上的助推剂。

乐育英才

 抗战爆发以后，孔宪武先生所在的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被迫迁移到陕西武功，由于经费支绌，便与西北农学院合办，改名西北植物研究所。1939年，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甘肃农业大学的前身）在兰州成立，孔宪武先生被调入该校任教授。1942年，受聘西北师范学院博物系教授，从此一干就是43年。抗战胜利后，学校部分师生回北京复校，孔宪武毅然选择继续留在西北师院。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在西北。

 20世纪40年代，孔宪武先生在兰州已经声名远扬，除了在西北师院教书外，他还给国立西北技专、兰州大学兼课。由于交通不便，他去两校上课不是乘马车、坐羊皮筏子，就是步行，行程10余里，风雨无阻，连续达六、七年之久，为两校的教学和植物标本室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后，孔宪武先生担任西北师院生物系主任，采取了很多方法激励年轻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教学中，他善于激发学生兴趣。上课前，他会让助教准备很多植物标本，在植物生长期，他还让助教把与课堂有关的植物都采集起来，讲课的时候供学生观察。比如在讲豆科前，他把能够看到的豆科植物都采集到，在课堂上讲得深入浅出，便于学生理解。通过实地观察，学生们学得都很扎实。他常常到五泉山、白塔山观察，用本地采集到的植物标本来上植物分类学课。他发现五泉山上有野生的文冠果，这是黄土高原特有的植物，他让助教去五泉山挖几棵小苗栽到了生物园的小院。后来，这几棵树长大了，花开时刻，漂亮极了。

 每隔一段时间，孔宪武还会带学生去校园里、山上或者公园实地观察。据朱格麟老师介绍，自己对植物分类学的兴趣缘于孔宪武。朱格麟说：“我是陕西人，以前在大平原上生活，见到的植被种类很少。来到兰州后，对植物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孔老带我们去实习，当我看到山上的植物长得那么好、那么密时，我渐渐喜欢上了植物分类学。”让朱格麟印象最深的是孔宪武带他们去邓家花园，“孔老与邓宝珊认识，关系很好，邓宝珊很重视他。那时通信不便，不会提前打招呼，孔老每次到访，邓宝珊都非常热情，马上出来欢迎。”

 建国初期，生物系人不多，在动物研究方面有一些人员，在植物研究方面仅有几个年轻教师。对于学生们来说，能够听到知名学者讲课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孔宪武对教学的要求非常严格，为学校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学生，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科研翘楚

 1949年以前，胡先骕、刘慎鄂、钱崇澍等一批植物学大家在北平研究院工作，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亦从这里发端。孔宪武先生在此受到了严格的植物分类学训练。

 从陕西到兰州，孔宪武十分注重对当地植物的研究。除了教学以外，对科研没有硬性规定，但他仍会坚持做研究。当时植物分类学方面的资料极少，中文资料几乎没有，仅有的一些资料都是外文的！孔宪武在武功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了一本书——《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西北农学院将其作为课本再版多次。到兰州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 《兰州植物通志》，几经周折印刷出版。这些作品完全是靠他一个人在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把中国的古书同西方拉丁文的书结合起来，又附上拉丁文的植物说明做出来的，在当时影响很大。“我认为他做的工作是开拓性的，之前没有人做过。即使在毕业以后，我们还不断翻阅 《兰州植物通志》 来提高自己的认识。”朱格麟对孔宪武由衷的敬佩。

 朱格麟工作以后，学校派他做孔宪武先生的助手，跟随孔宪武赴京编写《中国植物志》。朱格麟介绍,“20世纪50年代，植物学界开始编写 《中国植物志》 ,孔老担任编委，主要承担藜科、紫草科部分的编写任务，一去就是几年。孔老带着我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还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品种，一个叫苞藜，一个叫滨藜。苞藜是孔老在研究中途派我前往甘南、在迭部县一个小区群中采集到的一个新品种；经过我们研究，这是古老植物残留下来的品种，后来我在美国继续做了对它的追踪。滨藜是我和孔老在一个一个地检查、解剖全国收集来的标本中发现的。当时孔老特别高兴，后来我也写了关于滨藜的文章发表后，在国际上的产生了很大反响。”

 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西北分院，郭沫若院长撰写聘书，聘请孔宪武担任西北分院筹委会委员。之后，西北分院想把他请过去工作，但由于学校教学需要，孔宪武仍然留在了师院。经教育部批准，在师院为孔宪武成立了植物研究所，以便加强对西北植物区系进行调查和研究。以前，生物系标本很少，研究所成立后，孔宪武在植物标本收集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标本放满了三间大教室。研究所成立初期，资料特别缺乏，孔宪武在北京编撰 《中国植物志》 的时候复制回来了很多资料。标本室、资料室都在“文革”之前建立起来了，生物系才有条件承担了一些国家科研项目。

敦厚淳朴

 孔宪武先生为人朴实、善良，乐善好施。据朱格麟讲述：“孔老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当时学校里很多老人都知道他，说他‘真的是好人’。”赵国珍1960年留校任教，他记得每次寒假前，孔宪武总是对系里的年轻教师和学生说：“你们回家，如果没钱了，就从孔师母那儿拿点儿钱，等你们有钱了再还。”赵国珍讲述着：“这是他每年必须做的一件事！我们当时工资才 12元，过年回家不够花销，有时候也会写个借条，找孔师母借一些钱回家过年。”孔宪武时刻都牵挂着自己的学生，朱格麟讲述了一次真实的经历：“有一次我跟孔老乘飞机去广州开会，中途在长沙停下来休息了一夜。他晚上做梦的时候还在说梦话，醒来后问他在说什么，他说‘我刚梦见一个学生，正在给学生讲一个问题呢’。”

 在生活作风方面，孔宪武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赵国珍说：“我们以前为了让鞋子更耐穿，会在鞋子前后用皮子补一下。孔先生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 400 多元，但他和孔师母也不例外，把鞋子前后用补丁填补。他家的茶杯不小心打破了，就到补碗店铺去补一下。夏天，孔师母把吃完的西瓜籽晒在窗台上，以备过年之需。老俩口对自己要求简单又朴实，在老师和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孔宪武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学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朱格麟深有体会地说：“孔老一生按时上班，从未迟到过。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努力地这么做着。”

 “青松百尺后凋身，乐育英才忘苦辛。踏遍青山人未老，栽成桃李满园春。”这是孔宪武先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生物系和植物分类研究室的师生在庆功会上献给他的诗，公正恰当地评价了其一生的功绩。“日月既往，不可复追”。孔宪武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有30余年的时光了，但他这种从教、治学、为人、做事的典范和懿行仍是今天鞭策莘莘学子前进的精神源泉！

(编辑/王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