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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强

    生活在西北大地上，你知道百年前的西北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百年前的人们对西北又是什么印象吗？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强最近开始了自己的新课题——《晚清民国时期中外行记中的西北形象研究》，已立项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这是学者们的追问，也是西北人共同的追问。
    A 游记中的“西北角”
    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上海是什么样？对于大多数人并不陌生。
    有太多太多的作家用自己的笔墨描绘了百年前的激荡，足迹留在大江南北。鲁迅、李大钊、老舍、钱钟书等作家笔下，有新北京的风起云涌,也有老北京的街巷生活；上海的张爱玲、张恨水写尽沪上繁华、人情冷暖；萧红写黑龙江的呼兰河、巴金写成都的家、春、秋，冰心写重庆的小桔灯，沈从文的《边城》让湘西小镇至今游人蜂拥。
    新文化的种子逐渐蔓延，撒向全国，经典被无数人诵读，留在一代代人心中。
    而彼时的西北是什么样？没有多少人能给出准确的描述。那时相片还不普及，也没有电影电视，一个地方，留给后世人的印象，大多是人们笔下的描述、故事里的背景。
    作为地地道道的西北人，在西北师范大学研究了十余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孙强说：“西北文学在晚清民国时期发展相对迟滞，没有轰动一时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那个时候，西部是个什么状况？从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中很难看出西北的风物特征。”
    为此，孙强专门做了“西北地区新文学发生史”研究，重点研究“五四运动”之后文学在西北的影响。在发掘资料的过程中，孙强发现，尽管西北缺少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表现，但晚清民国时期，有关于西北的游记、行记却大量存在，老舍、茅盾、萧军、顾颉刚、张恨水等作家都来过甘肃，还留下了许多游记，真实记录了当时的西北风貌。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西北地区的关注与日俱增。民国时期，也曾有过西部开发的讨论，很多名人前来西部考察。
    孙强说，那个时期，来西北并留下大量游记的作者有三类。第一类，是晚清、民国初年的外国探险家、记者，包括掠走大量文物的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写出了《西行漫记》的斯诺等人；第二类则是在甘肃等地任职的官员，以及政府派出的考察人员；第三类就是人们熟知的名人、作家的西行游记，包括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
    此外，当时还有许多专门研究西部的刊物，例如《西北杂志》、《新亚细亚》等。“尤其在东北、华北等地沦陷后，主流媒体对西北的关注非常高，超乎我们的想象。”孙强在研究中发现，关于西北的讨论很多，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这些纪行文字包括游记、日记、通讯等各种文体形式，内容涉及自然、经济、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对西北地区的自然景观、风俗习惯、社会风貌等都有详细的描述。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外西北行记，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现代文学除乡土中国、都市生活之外，还有遥远的边疆。对西北行记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现代文学领域处于缺席状态的边疆话语。”
    孙强开始进行《晚清民国时期中外行记中的西北形象研究》课题的研究，他认为，在目前“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对中外行记中西北形象的分析和阐释，对于当下的西部文化发展和边疆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
    B 中外旅人看甘肃
    在零散的西北行记资料中，有许多关于甘肃以及兰州的描述，为如今人们窥望百年前的甘肃留下了轮廓，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百年间的沧桑变化。
    英国的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记录了敦煌的发现：“道士自被我们开导以后，于是耐心地将卷子一捆又一捆抱了出来，他的热心之真假姑且不论管，不过在卷子里面又发现许多西藏文写本，有长卷也有整包的……千佛洞所得绘画在研究远东美术上之所以有大价值，乃由于这些绘画是西元后第七世纪到第十世纪唐代的遗物，那时正是中国美术最有权威的时期。当时流行的佛教画以前又很少有真正可靠的标本遗留下来。”
    光绪年间的进士裴景福在《河海昆仑录》中描述了凉州（今武威）的繁荣：“街道宽二三丈，仿佛京师，城周围九里，满城围六里。有人夸言：西方美人，关内惟凉州，关外唯敦煌……贸易药材为多，自秦州来扎庄，分运出关，故物繁而价亦廉。”
    他还在此留下两首《凉州》诗，其一为：“人生天地一蜉蝣，南北驰驱类马牛。热宦安能离火宅，冷人只合住凉州。祁连山下风吹面，古浪城边雪打头。夜半酒醒闻画角，晓看寒色上貂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兴起一股西北考察潮， “中国第一女飞行员”林鹏侠来考察时，写下了《西北行》，其中有一节为《石油之威权》，写道：“此去西行约三百里，为玉门县，产石油甚美……东西各国专家往调查者趾相接，可知外人垂涎之程度。”她在嘉峪关找一回族人做了一袭中山装，“手工颇佳，不亚于汉匠。”
    著名的地质学家杨钟健在《西北的剖面》中写道酒泉的见闻：“车到之际，照例有许多村人围看，乡下农夫对我们一种和蔼可亲的神气，令人难忘。”
    1934年，张恨水受当时四五家报社委托，专程从郑州来到西安、兰州，历时两月时间，归来后发表了《西游小记》记录了此次行程，其中有大段关于兰州的描述，详细有趣。
    张恨水说甘肃的“气候可爱”，“我在新出的一本地图上，看那说明上说甘肃的天气冬天极冷，夏天极热，热到沸点上下，这都错了。甘肃的中部和东部，气候非常好的。冬天虽冷，不过日子长一点，还不像长城以外那样厉害。至于夏天，根本就不热。我是端午前三天离开兰州的，满城人都穿的是夹衣，早上还非加棉不可，这比东南哪个避暑的地方都好。”
    “兰州城里，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共有国民饭店等八家。其中只有两家预备有被褥出租，好在向兰州来的人，都是带有铺盖的，这倒没有多大问题。最贵的房间，一元钱上下，不带伙食。其次几毛钱的，也勉强可住。房间里除床或炕而外，只有木头桌椅，但多数有电灯。旅馆都在城里省府附近，容易打听。西北人朴实，兰州人尤其干脆，旅馆商人没有什么讹诈人的事情，旅客可以放心。”
    他提到了当时兰州的名肴“烤乳猪、黄河鸽子鱼”，如今这两道菜早已失传。
    他还提到了兰州的醉瓜、软儿梨。“本地有一种瓜，只二斤重，水像蜜糖一样，而且还带了清香。有一种醉梨（即软儿梨），瓤软化了，喝起来像甜酒一般，只可惜我来早了两月，不曾尝到。”
    C 西北形象百年流变
    这些行记， 无论是域外还是国内的作者，他们都从自己的主体经验出发，同时也因为时代的需要而被舆论不断重叙和想象，塑造了复杂而多变的“西北形象”，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话语空间。
    孙强认为，在这些行记中，塑造出的“西北形象”与如今人们印象中的“西北形象”有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点。
    西方的探险家、旅行者们目的不一，以各自的方式经历了在西部的旅程，由于文化的差异，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充满了误解、污蔑、傲慢、偏见，对西北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具有后殖民主义所谓的东方学色彩，是当时中国和西方不平等的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投射。
    晚清的官员行记完成了关于“边疆”大漠孤烟、苍凉辽阔的想象，也为民国时期开发西北潮流开了先河。民国时期，尽管来西北的记者、作家、科学家们都有满腔的热情和建设西北的理想，但是当深入西北腹地的时候，“贫穷”和“愚昧”成为他们的基本判断。
    而矛盾的是，在批评西北贫穷愚昧的同时，西北地区也被描述成为“遍地黄金”的富庶之地，激发了各种开发的理想。
    从长征到抗战期间，范长江、斯诺以及后来者都致力于西北地区“红色中国”的发现。西北成为大后方，被赋予了重要的国防战略地位，对西北历史的追溯和文化地位的考量，成为强化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方式之一。
    孙强计划，经过3年时间，系统梳理晚清民国时期中外行记中西北形象的历史流变，尽可能地呈现中外西北行记中西北形象产生、发展的历史语境，揭示西北形象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课题已经立项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20万元资助。
    “最终将是以一本书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研究成果，计划写25万字左右，公开出版。”孙强希望，能对如今的西北的形象重塑有所帮助。

来源：《兰州晨报》第A08版：特稿 时间：2017年10月16日 字数：3147

原文链接：中外游记 重摹百年前的西北

(编辑：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