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声，（1918—2002），江苏无锡人，著名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声乐专家。1937年肄业于上海国立音专，抗战期间，先后在四川、贵州、江苏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实验巡回歌咏团副团长兼指挥。解放后，执教于华东师大，并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兼课。1956年8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举家从上海迁往兰州，任教于西北师范学院。

    一、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杨树声先生热情、进步，充满理想。中学时期在无锡辅仁中学度过，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授课大部分采用英文，因此奠定了他良好的英文功底，为今后从事西洋美声教学打下了基础。1934年9月，杨树声先生入国立音专主修钢琴，后受留美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作曲家应尚能先生的启蒙，主攻声乐演唱，继而又师从俄籍教授克莉罗娃，1936年获得国立音专甲等奖学金。1937年，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被迫离校举家西迁，一路艰辛辗转到达重庆，经江定仙先生介绍，先到基督教青年会义务指导歌唱，后又经应尚能推荐，任担国民政府教育部实验巡回歌咏团副团长兼指挥，在四川各县巡回演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运动。1939年10月，随孙立人从渝赴贵州都匀，担任税警总团音乐、历史教官，继续教唱抗日歌曲，激发士兵斗志。从1938年至1944年间，他曾先后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北碚国立重庆师范学院音乐科任教。“1943年1月，重庆国立音乐院分院成立……教师有应尚能、斯义贵、劳景贤、洪达琦、谢绍曾、蔡绍序、刘振汉、杨树声……其中绝大多数均为原上海国立音专师生。”抗战胜利后，携全家回到无锡，跟随俄籍声乐教授苏石林学习声乐。1949年无锡解放后，先后在辅仁中学、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任教，至1953年合并至华东师大，与钱仁康、应尚能、刘雪庵、杨鸿年等艺术家一起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同时经苏石林教授推荐，在上海音乐学院兼课。1956年，华东师大音乐系调整，部分教师北上与其他学校合并成立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大部分师生响应国家号召，再一次西迁，支援大西北，落户西北师范学院。此次西迁，华东师大向西北师院赠送了10架钢琴和一架三角钢琴，挑选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和唱片以及后来陆续购买的许多密纹唱片，汇集了大量声乐、器乐、戏剧的经典作品。为薄弱的西部高等教育，尤其是提高西部地区师范音乐教育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初到兰州，杨树声先生担任艺术系副主任，团结大家克服困难，共同努力，工作很有起色，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举办了专业音乐会，在校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1958年，艺术系科合并成立兰州艺术学院至1962年学院撤销，从大跃进、大炼钢铁、拔白旗、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多灾多难岁月。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时期，他还十分重视音乐的民族化问题，邀请民间艺人担任大学兼职教师，积极促进民歌和当地戏曲进课堂，并撰写了《谈音乐上的民族化问题》等文章。文革期间，尽管杨树声教授的家被抄，被侮辱、拷打，关牛棚，但他做人的原则不变，对艺术追求不变，坚持每天练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杨树声先生重新走上领导和教学岗位，担任音乐系主任和声乐教授，先后组织参与了数次全国性音乐学术会议。例如，“全国高师中国音乐史讨论班”（1984年）“第二届全国高师声乐教学研讨会”（1986年）等，积极筹措资金，鼓励年轻教师前往国内外著名专业音乐院校进修学习。同时，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全国各地听专家讲学授课，交流声乐教学体会，亲自带领学生参加各类国际、国内比赛，及时总结声乐表演与教学经验。1999年在时任副总理宋平同志的关怀下，在甘肃、江苏两省领导以及学校的关心帮助下，杨树声教授携夫人回到无锡定居，时年81岁。然而仅仅过了两年，2001年应兰州大学校长之邀，再次回到兰州教授声乐，为兰州大学培养年轻教师，2002年3月2日病逝于兰州。杨树声教授早已把自己的根深深扎根于西北高原，他离不开那块用自己热血和汗水浇灌的土壤，离不开为之奋斗的音乐教育事业，离不开他的朋友、学生们。在西北的43年中，他经历了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历的一切考验：条件艰苦、生活艰辛、创业艰难，历次运动中的磨难与打击等等，但潜心治学，精研声乐实践与教学，培养出一大批音乐人才。他的学生遍及大江南北，活跃于舞台及课堂，为西北乃至全国高等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追求声乐艺术，精益求精。

    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康先生于2007年4月8日在《缅怀杨树声教授》一文中说：“我的同乡好友和同窗、同事杨树声学长，是我国音乐界的一代宗师，毕业从事高等音乐学府的声乐教学工作，兢兢业业，诲人不倦；提倡‘面罩唱法’，开风气之先。今年适逢杨树声教授逝世五周年之期，缅怀故旧，悲不自胜。爰写离合体诗歌（嵌“树声教授”四字）一首，以寄怀念之思：树德务滋见功效，声闻九皋倡‘面罩’。教书育人呕心血，授业解惑重师道。”1983年，杨树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样认为，声乐是门不成熟的学科，也许不是很复杂，但难度确实很大，要靠艰苦的实践和钻研，声乐教学也是如此。能不能教得更有经验和水平，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希望我们广大声乐教学工作者多从这方面努力。”这是杨树声先生一生追求艺术的总结，也是对声乐工作者的鞭策与指导。杨树声一生勤于钻研、精修声乐教学与实践，生前撰写的几篇声乐教学论文是声乐理论、尤其是关于美声唱法理论的重要文献。首先，撰写长篇论文，提倡面罩唱法，系统探讨西洋演唱理论与实践。论文《从学习贝吉的声乐教学说起》，全面介绍和整理贝吉的面罩唱法。美声唱法是20世纪上半叶从国外移植过来，它在中国的认知、吸收经历了漫长过程。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洋之争”至八十年代的美声、民族、通俗以至后来的原生态唱法并立，其根源之一便是美声唱法的实质。然而，由于美声唱法是西方数百年声乐艺术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总结，形成不同流派，声乐工作者师承有别，有意大利学派、俄罗斯学派和德国学派之分，自然在认识上不完全一致。针对这个问题，杨树声教授认为，“把面罩这个共同的东西说成区别意大利和俄罗斯两个学派的界限，这是不妥的；把面罩唱法说成最落后最有害的，实际上否定了意大利美声唱法中最关键的东西，也是不明智的。”因为“面罩唱法不仅是美声唱法的关键，也是意大利由来已久的歌唱传统。”文中归纳了面罩唱法的特征和优点，就如何学习和掌握面罩唱法予以详细的实践论证，特别是在教学实践的吸收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唱法相互印证，寻找相通性，他说：“我们的语言，能不能借鉴贝吉对咬字的要求呢？我觉得不但可以借鉴，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的传统唱法下，早就有这些要求。”他请教一位京剧名演员，“就‘子’（zi）字为例，是齿音齐齿呼，她咬得很真，字音一直守住齿位未变，但并不因为这样而影响声音的高位置和前后音色的统一，声音仍然丰满悦耳。”因此，我国汉字的咬字完全可以与面罩唱法相结合，而且在传统戏曲中已经结合得很好。“中外唱法的确有好多是相通的，就贝吉所要求的面罩唱法来说，不但唱汉字可以借鉴，而且在实践中早就异曲同工，殊途归一了。”全文数万字融入了杨树声先生一生对声乐教学的研究，特别是最后十年的教学体会，文章披阅十载、七易其稿，部分内容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全文刊载于《西北音乐文化》2007年第3期。其次，集中研讨声乐教学中的模仿，增强艺术表现力。这是基于贝吉提倡的依靠模仿学习声乐的进一步探讨，也是获得面罩唱法的途径之一，是帮助歌唱者从那些卓越的歌唱家学得歌唱技艺和表现内涵的重要手段。论文《谈声乐教学中的模仿》从模仿的性质、内容、模仿中的障碍、松弛和力度、气息的模仿等方面作了详细的归纳和实践。该文是杨树声先生遗稿，积多年教学实践，特别是总结了1999年至2000年两年的心得与体会。《面罩唱法是不科学的声乐教授法吗？——评美国斯坦利抨击面罩唱法文中的错误》一文，针对20世纪50年代上海新音乐出版社的《西洋歌唱译丛》中美国的道格拉斯·斯坦利（Douglass Stanley）的《不科学的声乐教授法》在中国产生的影响，通过自身几十年的教学实践，和对国内外美声学界的分析，义正词严地指出了作者的错误，并为面罩唱法正名。他认为，“歌唱艺术和其它艺术一样，应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在发生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应该多种多样，不应罢黜哪一家，歧视哪一家。”另外，作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国立音专外籍教师——克莉罗娃的学生之一，他在《克莉罗娃的声乐教学》一文中，详细介绍、总结了克莉罗娃的教学思想，从中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那个时代教授和学习西洋美声唱法的相关情况，也对美声唱法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梳理中国声乐发展史，全面认识美声唱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以上这些论著以及他撰写积累了数十万字的声乐教学笔记，都是我国声乐界精研美声唱法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值得深读。

    三、点滴生活，照亮人生。

    我依稀记得，“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高等院校度过了停滞不前的那段岁月。我们家居住的那个“社会主义大院”也就此解散了。大院的广场中央瞬间新建竖起了音乐楼、美术楼格外醒目，分别矗立在旧时西北师范学院校园里的制高点和标志性建筑——“水塔山”南北两侧，音乐系和美术系的办公和教学也就搬到了这里，这里随之也热闹了起来。吹拉弹唱之声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年少的我们，渐渐地和音乐系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成为了朋友。他们中间有军人、有在职教师，有农民的孩子、有藏族学生，也有从新疆来求学的。而此时作为音乐系主任的杨树声教授也就成了我们天天能够遇见的先生之一了。他衣着极其朴素，一身蓝布中式上衣，手提黑色布包，慢条斯理、饱经风霜的身影显得从容、坚定，丝毫没有一些艺术家身上的张扬、高傲，到更像一位老学究，整天骑个旧自行车，独来独往，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不时还小声哼上几句旋律或说几句“意大利语”。早上还未上班，就听到他在琴房练声，浑厚的声音“咪咪咪、吗吗吗”，饱满、通透。天色将黑，又见他一个人提个包，慢悠悠，不慌不忙地离开音乐楼。当时不理解，也不知道，这两点一线的距离锁定了他一生所钟爱和追求的艺术事业！后来，由于父辈的交往，从小喜欢音乐的我，在家人的激励下学习声乐，父亲为此专请杨树声先生听我唱歌，给予指点。一天晚上，在他的鼓励下，我在他的琴房演唱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先生说：“声音还不错，是一个典型的抒情男高音。但是如果想要学习声乐，首先要爱好唱歌、喜欢动脑，其次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在得到先生的首肯下，自己鼓起勇气，坚定信心，扬起自己艺术事业的风帆！还有一次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位同学苦于没有好的声乐老师指点和缺乏学习声乐的积极状态，想利用假期跟随我回兰向先生请教。在未和先生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冒昧地敲开先生家门，说明来意时，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而后在他家的一个多小时里，就一首简单的新疆民歌《嘎哦丽泰》，从声音位置、气息共鸣、咬字吐字、行腔归韵到对歌曲的音乐处理和风格把握，先生的讲述和示范通俗易懂、清晰明了、演示到位，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20世纪是中国音乐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世纪，老一辈音乐工作者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提倡西学，洋为中用，并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经历着一次次的政治、文化的洗礼。近现代音乐教育也一次次从碰撞到吸收，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本土民族化的长期思想革新和漫长的艺术实践过程。

    在此，撰写小文，以示纪念杨树声先生。

     （王晓平，博士，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辑：刘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