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师大 永远的我们

      近日，曾经的西北师大文学联合会的朋友们建了一个名叫“我们”的微信群，相聊甚欢。离散多年的老友在这虚拟的网络世界再次相逢，许多感慨，许多欣慰。掐指算来离开师大二十年了，二十年，一个小婴儿会长成一个大小伙，二十年足以磨灭我们对生活的激情和梦想。但因为青春、因为文学，时光却让我们的记忆历久弥新。

      这个时节，偏远的秦安县的桃花开得正艳，想着兰州的榆叶梅许已纷纷扬扬，而紫丁香也许正在开放，魂牵梦萦的校园正是香气弥漫的好时光。

      花儿年年开，青春已不再，遥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有幸也有缘在师大这个充满着浓厚文学氛围的环境里，与诸位才气横溢的同学们相遇、相识并相交，谈诗论文，举办讲座诗会，编辑会刊，度过了我生命中最为难忘的美好时光。西北师大有很悠久的诗歌传统，早在80代初，先辈诗人彭金山等就创办了诗歌学会，在陇上诗坛独树一帜，影响甚大。后来的一茬茬学生都继承他们的衣钵，把诗歌作为大学生活的一部分，涌现出如阿信、颜峻、扎西才让、周舟、雪潇、尔雅等等卓有成就的诗人。

      西北师大文联指导老师彭金山教授和同学们在一起 ，大学中出现了计算机热潮，几乎所有的专业都为四六级英语让步，将要面临的生存压力过早地窒息了学术的思想和自由。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学生如我等，并不安于这种安排，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大学，我们得干些大学中应该干的事情！于是我选择了文学。

      起初，中文系的新生们在各自的班上办起了文学社，我们班也是如此，我向爱好写作的同学们要了一些稿件，就办起了一个油印的手抄小报，记得叫《绿舟》。那些小小的火苗在迅速地聚拢，终于汇成一片颇为壮观的景象。1995 年的某一个夜晚，一次偶然的聚会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夜，政法系的严文科到宿舍来找我，说是要举起先辈们的旗帜，把歇了多年的诗歌学会和《我们》刊物恢复起来。于是许多文学爱好者集中到 3 号楼的严文科和习一帆的宿舍，我看到许多陌生而年轻的面孔，后来知道他们的名字，有王锋、柴春芽、杨恒等人。

      严文科以他富有感召力的声调大声朗诵海子的《以梦为马》的诗歌。之前我虽读过海子的诗歌，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深，经他这么一读，我马上热爱起了这个英年早逝的诗人，但当时书店中并无海子的诗集出售。

      毕业多年之后，我才在重游省城时在师大外面某个书店，买到一本《海子的诗》。此前看到的有张文静选抄寄我的薄薄的一本，我保存甚好。经过这么一个夜晚的聚会，文学联合会就宣布成立了。

      其实，我是打肿脸充胖子，对于文学，虽然热爱，但并无才能。然而，加入到这个团体中就不得不写，不得不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因而几乎每有空闲就泡在文科楼后面的旧图书馆中，以致毕业多年后再次踏进图书馆，管理员并没有向我索要图书证。在那儿，我啃过萨特、胡塞儿、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硬着头皮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等我所听闻的世界名著，但收益较多的还是《收获》等各类国内文学杂志。

      读书之余充满热情地参加文学联合会的各种文学活动，当时我们邀请过省内较为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举办各类文学讲座和沙龙。记得在一次文学讲座中，教育系的马克与匡文留女士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极其富于理想主义的马克对匡文留所提出的文学范式产生了质疑。现在，能够那样大胆地质疑权威的氛围可能很少见到了。

      校诗歌学会是文学联合会的前身，更名的原因是为了把更多的文学爱好者纳入这个团体，但诗歌仍然占主流地位。我所见到的会长严文科的第一首诗是写在学生区的黑板上的，高蹈、灵动，如行云流水，但已忘记了究竟是什么诗句。

      不写诗歌的杨晓龙是我硬拉入伙的，我和杨晓龙曾在会宁一中的文科补习班一起念过书，到师大后同住于3号楼的一楼，在一次上厕所时相逢，甚觉缘份之深。后来我们在又一次上厕所时讨论了关于幸福的事情。其时，他正在雄心勃勃地写着他夭折的长篇小说，我读过一部分，有个送葬的情节写得非常好，让人想到古代，想到幽深的农村岁月，想到《百年孤独》。

      迟来一年的朋友，如雷涛、阎海东、李晓荣等人都和我有过交往，雷涛同学是美术系的，我在上高中时也报考过美术。因此，常会去美术系看看。后来，雷涛加入到学会，当美术编辑，但她的更大的特长是记忆力特别好，几乎能将流通的宋词背下来。她评论性的散文写得非常好，不认识的人会以为是老学者写的。新生阎海东非常富有个性，我总觉得他瘦小的骨头藏着某种让外界疼痛的坚硬，第一次见面时，他好像是爬在床上接待我们的，我看到他写在本子上的诗，古怪而简省，有他对世界和文学独一无二的感知和理解，词语中透出逼人的侵略性。还有他的室友李晓荣、我的老乡李韬、兰州姑娘李晶以及忘记了名字的朋友纷纷加入了学会。

      著名作家马步升（现甘肃省作协主席）和西北师大文联同学在一起 ，柴春芽在中学时期就发过许多散文和诗歌，他常将保存在很精致的硬皮夹中的许多剪报拿给我看，而且会端着四毛钱一盒的水煮洋芋丝拉我席地坐在人来人往的学生区过道上无所顾忌地吃饭聊天；杨恒保持着他一贯的优雅气质，宿舍的床铺非常洁净，他在一本厚厚的教案本上写长诗，意象非常洁净，心血来潮时就约我到小饭馆中朗读他的诗歌，诗句很有西欧诗人雪莱、济慈等人的风格。

      数学系的藏族诗人索木东住在 4 号楼，记忆中去过一回，他手盘光洁黝黑的念珠，高额光洁，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檀香气味，但接触更多的是他的诗歌，二句一节的诗歌硬朗而粗犷，让人怀想到甘南宽广高寒的草原和劲厉的风声，同时也渗透着藏人特有的宗教悲悯；张文静人如其名，最先认识的是她的诗歌《村庄》，登载在中文系甲班所办的《秋水》，这刊物上只有这一首诗紧紧地抓住了我，写得典雅精致，透出浓浓的书卷之气。

      还有许多人，比如于琛、万小雪、方孝坤等人，虽然交往不多，但他们的才华和充满灵性的语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师大中，我们把彭金山老师、叶知秋老师、徐兆寿老师都当成知音和朋友，无话不谈，他们的笑容、激情和思想对我影响至深，彭老师和张老师还在我毕业之际给予了我最大的帮助，虽然我没有达到期望的归宿，但至今依然感念。在毕业后的许多年头中，我一直想用文字把这些朋友们留住，但在纷繁的事务和忙碌的农耕生活中，总是找不到适当的心境和宽余的时光，甚觉遗憾。

      走出师大后，我被组织安排到非常偏远但离家很近的一个乡镇，与暂时离开的土地又一次亲密接触，只是偶尔忆及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忆念起《我们》的刊物和被称为 “我们”的一群人，我知道他们都天各一方，带着美好的回忆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在师大的“我们”这方土地上播下的种子总会开花结果。许多人沿着那个方向走向了人生的辉煌，也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只是在无尽的回想中用那些记忆中的时光温暖着艰涩的行程。

      后来，在母校重游中看到学生区设立着一个《我们》刊物投稿箱，尚知我们曾经开拓的这片小天地仍然薪火相传，心中无比欣慰。想起我们一起奔走筹资，和徐兆寿老师在他的最先进的奔腾586 电脑上排版、一起去兰州商学院印刷刊物的点点滴滴，恍如隔世。而校园的丁香依旧沁人心脾，多了许多高楼，少了一些杂树，感时日之流逝，觉岁月之无情，大半辈子就这样过去了，但我依然没有做完那个梦。

(编辑: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