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孔子一以贯之的学问
       孔子的儒学思想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仁”。“仁”学思想是孔子儒学的核心，弄懂了“仁”，便弄懂了孔子。孔子“仁”学思想的主要内涵就是一个爱字，即发自本心的爱。“仁者爱人”这种爱是有根之爱，可以生生不息的。人们爱自己的父亲、儿女和兄弟姐妹，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人的本性。通过教育和引导，将这种本性之爱进而延伸、得到发展，就成了博爱之爱。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与孔子同时代的墨子，提出了“兼爱”的思想，意思是说人们应该将天下的人一视同仁，爱陌生人与爱自己亲人的程度一样，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已经达到圣人的高度。与孔子的“仁”学思想相比，墨子的“兼爱”是无根之爱、无源之水，难以推行和普及。
       孔子提出了“仁”学思想，他的学生曾子发现了实践“仁”的途径，即方法，那就是“忠恕而已”。“仁”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处理好两个人的关系，作为单个的一个人，随时随地处在如何处理好与别人的关系之中。“忠”是指能够坚持自己，“恕”是指能够宽容别人。能够坚持自己的人必定是有主见、有立场、有原则的人；宽容别人的人必定是心胸宽广、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如果既能坚持自己，又能宽容别人，就可以处理好自己与别人的关系。
      孔子的“仁”不是外在的规范和要求，而是内心的自律和诚敬，以至于敬畏。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成“仁”是自己的事情，与外人没有关系。“仁远乎？己欲仁则仁。”对于一个人来说，“仁”并不遥远，自己想成为“仁”就可以成“仁”，关键的因素是自身，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宋代的大儒朱熹将孔子的“仁”变成“理”，背离了原儒的本质，成了束缚人们言行的外在规范，失去了儒学的宗教意义。内心有“仁”的人，对于生命乃至于自然界充满了谦恭和敬畏，“出门如迎大宾，使民如承大祀”、“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子钓不钢，弋不射宿”，无不体现了孔子“仁”学一以贯之的内涵，即“爱”的发挥。
二、良能良知：孟子的发挥
       孟子最著名的话是“君轻民贵，社稷次之”，朱元璋建国后一气之下将他的牌位从文庙里撤了出来。其实，孟子对孔子“儒学”的贡献不在将“仁人”变成了“仁政”，而在于对人之四端的发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廉耻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善端，这种善端不是后天学习得来的，而是人天生固有的。“不学而获，良能也；不虑而得，良知也”，教育的作用是将这种人固有的“良能良知”启蒙出来，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圣人之所以睿智聪慧，是因为他们的“良能良知”得以开启，一般人之所以愚钝，是因为他们的“良能良知”被蒙尘，进而良心被泯灭，或者被放逐出去了。从这里出发，孟子提出了“求放心”的观点，让人们把那颗放逐出去的良心寻找回来。当下，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启蒙人的智慧，而是传授人们知识，这是舍本求末的一种做法，丢弃了大学问，而追求次要的学问。
       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说人性本善，而是说人性向善。和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人性无所谓“性善性恶”。他举例说从河的东面挖一道口子，河水就向东流；从河的西面挖一道口子，河水就向西流。孟子批评他说，纵然河水向东向西流，但它只能向下流，而不可能向上流，这就是水的本性，和人性向善是一个道理。能够使水向上流的可能只有一种，那就是借助外力。人之所以变恶，也是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其实，孟子的这种“人性向善”的观点来源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人在本性上原本是都差不多的。
       人性向善，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四肢健全，五官齐备，思维正常，作为人一切因素都具备了。这时候，以真诚的心态对待给予自己一切的造物主，即这个世界，将是无比快乐的一件事。只有这样，人才能达到“善”。也就是说，真诚是向善的前提条件。
       孟子以“牛山”为例说明人心向善不是一种静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他说，牛山原本是茂密的，东山长满了树木，西山长满了花草。后来人们在东山上砍伐，在西山上放牧，终于使茂密的牛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牛山。他说茂密的牛山和光秃秃的牛山都不是牛山的本性，牛山的本性是可以从光秃秃的牛山变成茂密的牛山，只要给它以适当的条件：即充足的雨水和肥沃的土壤。所以，人的本性并不是静态的恶或善，而是在良好教育的引导和启蒙下，走向善的境界。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也是无止境的。从这种理论出发，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趋向于善，这就是孟子所谓“人人可以为尧舜”的理由。
三、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实践
        王阳明在孔子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弘扬和发展。少年的时候，王阳明立下了成为圣人的志向，并按照朱熹“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的观点，通读经典，并把朱熹的书也读遍了。后来“格竹子”事件发生后，他对朱熹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他发现把天下所有的书读完，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况且“人生有涯、知识无涯”，谁人能把天下的书读完？后来被发配贵州龙场，在环境极其恶劣，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情况下，某一夜突然悟道：“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多少年来在苦读圣人之书，希望通过读圣贤之书成为圣贤，原来这一切也是身外之物。要成为圣人，首先应将自己的心域置于圣人的心域，世上根本没有救世主，拯救自己完全得靠自己，即“身之主宰便是心”。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朱熹是两分法，认为天理和人欲是两回事，王阳明则提出“天理就是人心”，它们本来是一回事。进而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天下一切事情都在吾心之中。这无疑和孔子的“己欲仁则仁”是一脉相承的，“仁”不是外在的规范，而是内在的自足之心。
       王阳明悟出圣人之道在于人心的自足性之后，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通过征战江赣、平叛朱辰豪和收复思田等重大战役后，王阳明坚信，实践圣人之道的方法和途径在于知行合一。朱熹提倡“知先行后”，就是当下的教育现状，即把书读完了再去实践。这样的结果是，天下的书没读完，实践的事也被搁置了，也就把知行割裂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观点提出“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成”，知行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吃了之后才能知道是酸是甜；要知道一条山路好走难走，只有亲自走了才能知道。在王阳明看来，读万卷书远没有走万里路重要。读万卷书只是书本知识，不经实践检查的知识不是真知，“走万里路”或许已经包含了“读万卷书”。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点是对孔子“学而时习之”的发展和继承。
       如何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进而提出“致良知”的观点。王阳明认为，良知本来是人人固有的，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有些人的良知被蒙蔽了。“致良知”无疑和孟子的“求放心”如出一辙。人心本来如一面镜子，是明亮剔透的，蒙尘之后，镜子里显现不出事物的真实面貌了。“致良知”就是将蒙尘的镜子打磨，以期显现出原来的样子。打磨镜子不是在镜上磨，而要在事上磨，这就是王阳明所谓“致吾心于事事物物之上”。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涵养身心，不可凭空涵养，必须通过具体的事情。学数学的通过学数学涵养身心，学物理的人通过学物理涵养身心。“格物”两个字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开展科学研究”，“格”是“正”，“物”是“事”，“格物”就是“正事”。直接一点，就是每干一件事情必须凭着良心干，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研究核能是为了发电造福人类，那就是“正”；如果是为了制造原子弹毁灭人类，那就是“不正”。
        由此可见，王阳明之心学，无疑是圣人的真血脉，孔孟儒学的嫡传人。

编辑：刘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