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在《文学与我们的生命体验》里说：“在我看来，《野草》并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也不是散文诗，它是那么独特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的产生，正是鲁迅先生表达内心感受过程中一种挣扎的凝固或定型化。他独特的思考与感受并不能以某种既定的或现存的文体来表达，若按照既定文体的固定规范，他那丰富而独特的生命体验便难以完整地表述出来，而既然要充分地表达，他就不能不寻求一种新的方式，于是他只能突围，只能挣扎，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野草》。”其实，鲁迅先生的杂文也可作如是观。鲁迅晚年独创出一种文体：杂文，来承载自己特有的思想和情感。从此以后，杂文与鲁迅就几乎合一了。虽然鲁迅之后有很多人写杂文，但有几个人真能写好一篇杂文呢？鲁迅晚年的“杂文”，周作人晚年的“文抄公体”，我个人觉得都非常了不起，是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一种贡献。而且他们之后，也无人能熟练或成功使用这种文体。一想起这种文体，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周作人，就如一想到“随笔”（试笔），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蒙田。尼采离开他的老师后，很长时间无语、无法执笔，他说，他瘫痪了。后来他找到了格言的形式。他说，它会成为一种潮流。
       优秀的作家，在一种难以克制的创作冲动中，他必须找到一个“形式”，就像大河必须找到一条承载它的河道，如果没有，它就会自己“流”出一条。世界上的河流，它们都有着不同的河道，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深度、宽度，不同的温度等等。但不管是怎样的河道，它就是那条河的形式。在这里，河与河道，其实是一体的，水乳交融，是一种生命的呈现。文学，也是如此，它就如一条河，需要自己的河道。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就需要不同的河道，这些不同的河流，人类一看见，就知道他们是河，不会误认为是山。一个作家，有自己独特的生命，独特的生命体悟。因此，也就需要自己独特的文体形式，而且表达不同的生命体验，也就需要不同的形式。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演讲，都那么与众不同，就因为他的生命体验的独特，他的思想的深刻，还有他为此找到的非常妥帖的形式。于是，鲁迅就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而且，形式里也有一个雅与野的问题。秦腔，高亢激越，适合西北黄土高原，适合表达这里人的苦难生活。但由于文学家或优秀艺术家的很少介入，它的歌词就显得平白直朴，音乐表现也比较单调，更接近于民间音乐，听多了会感到闹。尤其在现在的城市，更是如此。江苏的昆曲，由于有汤显祖《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文辞上一下跃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不过，昆曲的高雅，也是它现在很难被大众所接受的原因。但真正的艺术总是“高山流水”，一旦大众化，其艺术性就值得怀疑。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形式问题，艺术必须讲究形式。作为诗词，作为戏剧，它的台词很重要。江南出诗词大家，出唐宋词研究大家，因为他们懂音韵、懂平仄。不懂音韵者单谈唐诗宋词的思想内容，虽然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总是感觉缺了那么一块，从艺术性来说，还未登堂入室。我们古人的古筝、古琴，给人的艺术享受，那是大众文艺无法代替的。
       多年来的政治标准第一，使得我们遗忘了什么是艺术，也疏远了艺术。诗歌成为了口号，小说成为了表达政治倾诉的一个工具，散文成为了小情感的最好载体。一个民族需要大众文艺，这没有错。但一个民族光有大众文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还要有具有世界水平的文学艺术作品。那么，就不能不注意形式、不研究形式。真正的伟大文学都有它独特的“形式”，因为原有的形式早已经不能满足情感的抒发、思想的流动。
       北宋词人周邦彦的词，一般人很难欣赏，尤其北方人。因为它太细腻，太工而丽，太“形式”了。我们能看懂苏轼、辛弃疾这样的词，因为他们更口号化，更适合国人的呐喊心理，更适合国人的诗传统。李清照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里李清照谈词这种文学题材的形式问题，我觉得很到位。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伟大的文学艺术不仅思想内涵深刻博大，它们作为“艺术”，还须有它们唯美的一面。伟大的艺术必须有一种唯美主义在。
       叶嘉莹说：“我所说周邦彦使词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并不是指内容方面的改变，而是指叙写方式上的改变。”她认为最早的小令，完全以感发取胜，在叙写方式上要一针见血。因为小令的空间很小，无法铺陈，必须扼要。后来柳永开始写长调，开始铺陈。她指出：“周邦彦用思索安排的方法写词，他在写景写情时是用勾勒的手段，在叙事时则用小说式或戏剧式的方式。这是周邦彦的特色，也是词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柳永、周邦彦能够以词写词，并发展了词的表现方式，因为他们都懂音乐。叶嘉莹说：“我们以前讲别的词人，他们所作的只是配曲子的歌词，只是文字。可是周邦彦和柳永两个人都懂得音乐，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文字，而且还有曲调。”所以，阅读周邦彦的词，就与读苏轼词不一样。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说：“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并认为：“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
       电影大师卓别林塑造的流浪汉形象深入人心，但他只是电影默片时代的产物。在默片时代，卓别林无疑是超人的，无人能及的。他将他哑剧的表演天才与默片时代的电影天衣无缝地完美结合，这才诞生了流浪汉的杰出形象。可是，电影的发展过快，很快就进入了有声时代，卓别林虽然也挣扎着导演、主演了几部电影，如《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等，《大独裁者》还保留了他流浪汉的一些形象，取得了有声电影的成功。《凡尔杜先生》《一个国王在纽约》虽然不错，但总体看与他早期电影无法相比了。他无疑地感到吃力了，因为他独创的的流浪汉，就形式来说，只适合默片。他说：“如果我真的去拍有声电影，无论拍得多好，我也没法超出我演哑剧的水平。我也曾考虑，如何让流浪汉开口说话：或是说一些单音节的短词，或是只嘟哝几句什么。但是，这都不行。只要是一开口，我就会变得和其他丑角一样了。” 
       鲁迅一生一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最终没有动笔。我想没有找到一个“形式”，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一棵树，那长篇小说就是一座森林。中国人的思维、情感、性情更适合创作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我这里说的是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很多其实还是短篇小说的结集，如《儒林外史》，这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是颇中肯綮的。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只是分别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一些人物作陪衬，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完全符合中国人散点透视的审美习惯。至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章回体，也就是属于中国文化特有的说书传统。这种传统，伸缩性特别大，可长可短。就结构来说，也远远没有达到自足的程度。《红楼梦》第一次打破了说书的形式，比较成功，可惜也只完成了80回，并没有完篇。“五四”文化运动之后，鲁迅第一次用全新的结构奠基了中国现代小说，而且无论思想、文才、形式，至今无人超越。但在长篇小说领域，他一直犹豫不前，最终一无所成，用杂文这种更适合自己的文学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命。
       我甚至感觉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创作长篇小说似乎还处于能力不足的状况。我们的很多长篇小说就其内涵来说，与短篇小说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还是一棵树，而不是一座森林，这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看我们的音乐，一般都是很短的，很抒情的，像西方音乐中的那种交响乐，我们是没有的，而这种交响乐式的多声部、和声或复调，是西方长篇小说的主调。像他们的长河小说、成长小说、历史小说，视野非常辽阔而厚实。欧美的很多长篇小说杰作，它们的结构就用的是西方交响乐的结构。在那种宗教音乐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长篇小说结构，一般来说都是创新不断，而且比较成功。因为他们适合长河思维，而我们更适应短章思维。
       当代中国文学的衰落，就是作家形式感的缺失。我们猛一看当代文学，作家似乎都在那里疯狂地进行形式的实验，五光十色的。但仔细一看，他们只是为形式而形式，并不是出于生命的需要，并不是出于作品的需要，更没有灵魂的突围和挣扎。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批评当代作家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文化消费的疯狂时代，众多的作家把眼光盯在了作品的版税上，当然版税不是不可以考虑，只是考虑版税，应该与创作分开。如果创作的时候只想着如何写才能迎合市场、才能畅销，那么这样的写作是可耻的。杰出的作家，一旦进入创作就是进入一种无我的状态、一种迷狂的境界。由于当代作家无法在很高的层次思考人类共同的问题，他们灵魂的不在场，导致他们的技术至上，而不是形式。在这里，技术与形式，必须严格区分开。只有技术，还不是艺术，只有“形式”才可以成就艺术。庄子说的“进乎技矣”就是这个道理。福楼拜说：“风格本身就是观察事物的绝对方式。”
       真正的形式，是自由的象征。庄子说“逍遥游”，一个内心不虚净、没有“坐忘”的作家，是很难真正进入“形式”，并获得一种形式感。诺瓦利斯说，诗人即世界的创造者。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具有精神超越的人，他的眼睛并不在世俗的那个层面，他创作只是为充分表达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中国当代作品为什么越来越粗糙、越来越没有细节了？这就是因为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感知方式出了问题。他们的写作是为“别人”或外在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不是为了安妥自己的灵魂。因此，在写作中他们就没有耐心，也就是不“耐烦”，只是很快地从不同的写作对象上“滑”过，丝毫不愿意停留。他们要的是情节，是悬念，是传奇，是票房，是官感刺激。真正的写作就如小孩的游戏，是一种全身心地投入，是细节的玩味、重复，是不断地停留、回味，是一种彻底的忘我。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一段话：“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这样的作家不管您如何“形式”，也只是“技术”而已，因为您的“形式”不“自由”，您的“形式”为您的实用目的服务。当然，在“技术”的驱动下，哪里还有“形式感”？
        因此，也就无法形成“结构”世界的能力。没有“结构”能力，文学作品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个疯狂的技术时代，作为真正的作家，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形式问题，思考形式与文学艺术的神语。
        我们应该而且必须用全新的眼光思考“形式”。

编辑：刘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