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教授和团队成员分析研讨已完成部分的成果。

聚焦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系列报道④  

       抱团科研，全面“动工”

      2000年，赵逵夫教授申报“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先秦文学基础文本研究》，包括《全先秦诗》《全先秦文》和《先秦文论全编》。其中《先秦文论全编要诠》《全先秦诗考校》（为完成的成果命名）均已完成，唯有《全先秦文》是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基础上进行，问题最多、困难最大，也最难把握。在查阅甘肃各高校和省图书馆有关资料后，赵逵夫等人又到山东、北京等地图书馆查阅载有相关佚文的文献。有的图书馆不让拍照，或咨询费太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尽办法拿到了照片或复印件或抄件。
      一次，在有不少古籍整理学者和古籍出版机构专家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赵逵夫教授指出了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不足、失误与他们编的《全先秦文》体例，引起专家广泛关注。
      “当时即有出版社主动找我，希望我能承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增订工作。我考虑再三，没有答应。2005年我到中华书局参加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编辑工作会议，中华书局顾青先生正式请我牵头承担该项目。我认为每段都要请文献根柢很深且精力又好的专家担任主编才行。”赵逵夫教授介绍，2010年，由中国人大徐正英教授、郑大王书才教授及西北师大韩高年教授等10余所高校40余人组成《全先秦汉晋南北朝文》课题组，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分工合作，项目全面启动。
       此项文献编纂整理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材料真伪的甄别、时间断限的划定、底本版本的选用、作者简介的订正以及编排体例的变化……许许多多的问题，每一项看起来都很细小，但处理起来却都非常棘手。“我们这部书要代替严书，但严书体例和具体论断中合理的、可取的部分，一定得继承；而存在的问题，也应该要全部消除。要总结、吸收近百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在录文范围、体例、文本的真伪断定、时代断限、文字校勘、作者介绍等方面体现学术的发展。”赵逵夫教授表示。

       查缺补漏，展学术发展

      全书体例由赵逵夫教授在此前《全先秦文凡例》基础上，从全书通盘考虑后拟定原则性的大的《凡例》和工作中保持一致性的《工作细则》。凡严书要取长补短，如上限问题，严书始于太昊伏羲，其次为炎帝，且严氏收在炎帝名下篇目，均是春秋战国时的农家言。严可均将远古神农氏与炎帝等同起来，又将先秦文献中标为“神农”的言辞都看作是“炎帝神农氏”之言。那么，上限应从何时开始比较科学？
      “我原来设想从颛顼开始，但也觉不妥。后遵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与常说的‘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相一致。”赵逵夫教授对上限作了更为科学的界定。
      该项目是要对隋代以前属于“集部”的所有文献加以辑录。赵逵夫教授介绍：“只要是确认了的秦以前的文字，残篇佚句都得收入。有关汉代以后的出土文献，包括金、甲、简、帛、石刻文字，属于‘集部’的，全部收入，尽最大努力做到‘全’。只有先秦部分问题比较复杂，而且还有些出土文献正在整理、考订和讨论中，拟将来再编《全先秦文·出土文献部分》。”
      至于作者排列顺序，项目组原定所收文献全部按作者生卒年排列，不考虑家族关系，也不分帝王、大臣等，一律按时间先后。但后来发现先按生年也有问题，后汉时几个皇帝在位时年龄很小，有的只有几岁，他们的有关“诏书”之类便会很靠后，同大臣的相关上书之类完全对不上。因而又改为先以卒年为准，再看生年和其他。但又出现新问题，如颜渊、子路去世早，就要排在孔子前。最终项目组讨论决定：将国君集中排在最前面。“这同前人‘尊君’观念无关，而是把国君作为一个时间坐标。其他人则按时间先后排，同时之人，先看生年，个别情况则据其相互关系、生卒年综合考虑。”赵逵夫教授介绍。
      “赵教授严谨细致的敬业精神，敏锐深刻的学术见识，令人敬佩。”张峰屹教授团队最初在辑佚之时，未检核《倭名类聚钞》（又名《和名类聚钞》）之类极罕见之书和唐钞本《文选》残本之类书籍。赵逵夫教授审阅《全西汉文》初稿时，根据自己多年积累，又补充了几条遗漏的佚文。

       取而代之，新增50%篇幅

      有些书很难判定究竟属史部还是属集部。如《战国策》历来被看作史书，但其实大多是策士的上书、书信等文稿，按古代四部分类，当归于集部（而纵横家亦是战国诸子之一家，又可归子部）。失去书名的文献，集部与史部的界线也不是很清楚。徐正英和王书才教授为了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变成能够载入《全三国文》的文档，购买了当时最好的汉王扫描仪。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扫描资料。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走马楼竹简释文终于形成文档。接下来，他们又夜以继日地对照原书进行断句标点校对，增加注文。但最后这部分文字根据出版社意见，认为属史部，被全部删除。
      西北大学韩理洲教授负责《全北朝文》编纂工作，其先后主持召开5次全员参加的研讨、审稿和定稿会。如对按语中引用说明原文背景的文字时要征引原文，而表省略之词的“云云”是与引文一起放在引号里，还是置于引号外，都要反复讨论裁定。会后课题组必出《纪要》和相关样稿。为方便工作，项目组成员沈文君组建网络联系群，方便大家随时传递文件、交流工作等。
      “难度主要是辑佚。在各种文献中，得像大海捞针般地去找。”赵逵夫教授桌上很高的几叠文稿，便是这7部分中已完成和未最后定稿但基本完成的文稿。“这7部分的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可申报一个国家重大项目。”赵逵夫教授郑重地说，将来完成的篇幅会比严氏原书要多出50%~60%。
      2014年课题中期评估，项目组出版著作7部，一部获第26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两部获甘肃省社科三等奖；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史学月刊》《国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56篇，其中9篇被《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一篇获第二届“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

      2015年《全西汉文》和《全三国文》交付中华书局。
      谈及《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的未来与分量，赵逵夫教授满怀信心：“这套书肯定会取严书而代之。”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7日  第07版：高教周刊·科学研究  共2976字

原文链接：协同创新近十载 唐前《全文》集大成

(编辑:孙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