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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潘春辉

　　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南接青海，西连新疆，联接着东西交往的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它被誉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历史上的敦煌既是中原王朝的边陲重镇，又是毗邻西域各国的国际名城，是中国文明输出和西方文明输入的中转站。季羡林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学者们认为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也与敦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主要从西域缓慢渗入，经由横跨亚欧的丝绸之路在敦煌进入中国，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和华北平原。因此，敦煌成为佛教东传的源头与首要中转站。

省博佛教艺术展馆内莫高窟全景

甘肃省博物馆佛教艺术展馆内莫高窟全景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道”

　　丝绸之路是一条国际交流通道，她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 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 ，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丝绸之路曾是联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国家的纽带；在丝绸之路的要冲，诞生了至今仍在影响人们思想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上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创造和思想流派，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佛教等，多是通过丝绸之路广泛传布，进而对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经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钢铁、竹器、漆器、陶器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方，而西方的葡萄、苜蓿、胡麻等物产，以及音乐、绘画、宗教也随之传入中国。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总扼两关( 阳关、玉门关) ，东接中原，西邻新疆，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从敦煌西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若羌) 、且末、于阗( 和田) 至莎车，穿越葱岭可以进入大月氏、安息等国；从敦煌出玉门关北行，沿着天山南麓，经车师前王庭(吐鲁番) 、焉耆、龟兹(库车) ，到达疏勒(喀什) ，然后越葱岭，进入大宛、康居、大夏等地；而从敦煌至伊吾(哈密) ，再经蒲类(巴里坤) 、铁勒部，渡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地中海) 。这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见敦煌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因此，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地处丝路要冲的敦煌也随之发展成为中西交通的枢纽与佛教东传的桥头堡。

　　一般认为，佛教是从中亚的康居、安息、大月氏三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通过西域的媒介，至河西走廊的敦煌，最终到达中原。在汉武帝通西域前，佛教已通过大月氏、罽宾的媒介，传入葱岭以东的西域许多国家。两汉时期，印度和葱岭东西，无不受到佛教的浸染熏陶，后佛教沿丝绸之路继续向东传播。而敦煌地接西域，雄踞两关，首先迎接佛教的东传。在后来佛教向中国继续传播的过程中，敦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也有学者将“丝绸之路”称为“佛教之路”。

敦煌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

　　敦煌地接西域，在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传说中的摄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至洛阳，现存的几部《高僧传》所记载的著名的中外僧人，无论访学天竺或传教东土以及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各族商人、各国使节无不途经敦煌。许多天竺、月氏僧人越过葱岭来到中国传教，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学习汉文汉语，高昌与敦煌是两个主要城市，而后者更具有吸引力。据史料记载，从三、四世纪起，敦煌是域外僧人进入中原之前，准备语言、熟悉风俗人情的地方。同样，西行的汉族僧人也要在敦煌准备粮秣、熟悉西域语言。

　　现有的资料证明，大约在东汉晚期，佛教已开始在敦煌广泛流行。在汉晋简牍中曾经发现过僧徒们所持的“过所”（古代过关用的凭证）文书，证明敦煌地区当时已有“纤钱佛屠”这样的庙宇；唐人写的《莫高窟记》，也载有晋司空索靖题壁“仙岩寺”的记载。《高僧传·竺法护传》云:“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当时敦煌佛教“寺庙图像”之盛，竟可与京邑比“崇”，其繁荣景况不难想见。

　　东汉中晚期以后，大批印度、西域高僧，如安世高、竺朔佛、支娄迦谶等，跋山涉水，传教内地；中土名僧也纷纷往天竺求法取经。西域高僧南下传法与中原僧人西去取经皆经由敦煌，敦煌成为我国古代佛教传播的枢纽。

　　魏晋之际，政府禁止汉人出家，僧人以胡人为主，汉人很少。《洛阳伽蓝记》记载张骞通西域以后，“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这里的“塞下”当指丝路东段最西部的咽喉——敦煌。许多与胡商、外国使节结伴而来的西域胡僧在进入中原以前，先在敦煌学习汉语，翻译佛经，为佛教向中原传播做准备。

　　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西域向内地传法以及内地向西域取经的事例不断涌现。如西域龟兹僧人的内地之行，于道邃、单道开、竺昙猷、法颖等人的南巡，朱士行的西行求法等。从两汉魏晋之际经由敦煌南下西去传法取经的史实可知，敦煌是佛教由中亚、西域传布中原的重要枢纽与中转站，敦煌为佛教的东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敦煌莫高窟的五代第98窟甬道顶的昙延法师圣容

敦煌莫高窟的五代第98窟甬道顶的昙延法师画像

敦煌佛教造像汇聚了中外艺术的精华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又是多民族聚集之地，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传统并深刻地受到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中原文化在敦煌生根发芽。同时，由于敦煌地接西域，交通便利，也就较早地接受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亚、中亚的文化也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东传而到达敦煌。中西不同的文化在敦煌汇聚、碰撞和交融。

　　敦煌石窟始凿于四分五裂的战乱时期，最早的塑像受到犍陀罗造像等域外风格的影响；及至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中原造像雕刻艺术与西域佛像艺术风格交融合流，形成新风。

　　佛教初传入敦煌时，出于对佛的景仰、崇拜，当时信徒还不能完全改变佛的造型，这在敦煌莫高窟早期佛像中有所反映。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佛教造像深受印度犍陀罗艺术影响。其早期石窟佛教造像皆带有印度人的多种特征，特别是高鼻深目，具有鲜明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在莫高窟比比皆是，其中以印度的犍陀罗艺术影响最为突出。直至隋唐之际，敦煌佛教艺术中仍不乏外来因素的影响。从敦煌佛教造像中浓厚的外来艺术因素中可见，佛教初传入敦煌时，莫高窟基本复制了印度佛教造像的原貌，并以此向中国社会展示。

　　此后，随着中原文化的浸淫，敦煌佛教造像中的中原特色亦不断浓厚。事实上，在佛教传入敦煌之时，汉晋文化传统在敦煌地区已有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因此随着佛教的东传，敦煌石窟佛教造像中的印度犍陀罗艺术特色与中原传统雕像手法不断融汇。外来艺术与中原风格在敦煌实现了融合。如在衣饰披帛的花纹图案上，传统的忍冬、花鸟纹与新传入的波斯狮凤纹、联珠狩猎纹、兽禽纹等相互辉映。在绘画上，中原式染色法与西域式明暗法相互结合，产生了立体感的新晕染法。这些无不反映了敦煌佛教造像对南北、中外、佛教或非佛教种种艺术进行的大胆吸收、融合和革新。

　　敦煌佛教造像体现出中外艺术的融汇，这也同样反映出敦煌在佛教西来东渐中的地位。

壁画1
敦煌壁画

敦煌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都会”

　　有学者研究认为，佛教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就传入敦煌，并一直在民间流行。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一个叫乐僔的禅僧云游到敦煌莫高窟，忽然看见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认为是佛的昭示，于是他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石窟。此后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禅师，在乐僔所开石窟旁又开凿了一窟。从此之后，敦煌莫高窟的洞窟营建持续了近千年，形成日后规模宏大的石窟群。如今莫高窟保存着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等各个朝代的洞窟735个（其中主区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雕像2400余尊，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个。

　　北魏时期，敦煌石窟与寺塔继续兴建。《魏书·释老志》言：“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此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石窟寺修建的兴盛。魏晋北朝时期是敦煌佛教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自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莫高窟开凿以后，其后经北魏、西魏和北周的不断开凿，现存洞窟39窟。隋朝建立后，在隋文帝与隋炀帝的支持下，佛教得以迅速发展，敦煌因而再次出现了开窟高潮。在隋朝短短的37年间，敦煌洞窟大量开凿，仍存留至今的就有七八十个，这样规模的开窟进程，在莫高窟一千年的兴建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唐朝建立后，敦煌佛教依托丝路的繁盛，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在武则天时期，由于对佛教的推崇，佛教大盛，当时敦煌佛教达到了空前规模。现存敦煌洞窟中，初唐开窟47个，续修隋代未完成洞窟2个，重修3个；所存盛唐洞窟96个，续修初唐未完成洞窟1个，重修隋代洞窟3个。除开窟造像外，隋唐时期敦煌境内寺院佛寺的数量亦不断增加。唐代是敦煌艺术的全盛时期，洞窟形制以殿堂窟为主，而巨型佛像的出现，则是唐代前期莫高窟洞窟形制的显著特点。唐代的塑像技术也进一步提高，如328窟的胁侍菩萨，头部向右略微倾斜，面带微笑，全身重心落在一只脚上，腰部微扭，全身呈“S”型，妩媚动人。唐代的壁画内容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如初唐205窟“观音经变”，画中的观音面相丰满，体态健美，珠宝遍身，通体绫罗，仪态万千。

　　唐代末年敦煌陷入吐蕃统治。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笃信佛教，在敦煌采取了崇佛的措施，莫高窟继续开窟，新建洞窟57个，补绘前代洞窟20个，重绘洞窟11个。若以每年的平均数计算，甚至超过了初唐、盛唐。吐蕃统治结束后，归义军政权统治敦煌，亦大力发展佛教。当时兴建的石窟就有六七十个之多，并派高僧出使中原，与长安的佛教界建立了联系，这些举措无疑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在归义军政权的大力提倡下，敦煌境内寺院林立、香火鼎盛。

　　唐五代至北宋初年，敦煌发展成为佛教都会，在社会上影响甚大。敦煌文献S.2575《天成四年（929年）三月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置方等戒坛榜》记载：“窃闻龙沙境域，凭佛法以为基。”S.4359背（2）《正月廿一日榜文》载：“敦煌一郡，本以佛法拥护。”可知，敦煌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都会”。

　　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由于流传时间极长，流传地域至广，渐次渗入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佛教初传入中国的中转站——敦煌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佛法通过敦煌东传中原，而内地僧人亦通过敦煌西去取经，它是佛教进入中国的通道。它炫美丰富的造像融汇了中外艺术之精粹，中外文明在此汇聚。它既是佛教东传的中转站，又是中国佛教的胜地，也是西北边陲上的佛教都会。敦煌在我国佛教东传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原佛教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