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多勋 | 河西走廊：中国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

原创把多勋甘肃社会科学

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把多勋（1964—），男，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要

当代中国面临着与大国发展相适配的文化建设的重大使命，在新的全球化时期，这个使命显得尤为迫切。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新型文化空间应当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场域，它必须接纳中国文化保护、传承、展示、标识体系建立，文化“走出去”和“请进来”，文化守正创新，文化国际交流与文明互鉴以及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等重要内容。中国河西走廊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精华段，有着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显著边界，有大尺度地域文化空间，有绵延两千来年的中国文化历史积淀，有保存较完整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集群，更是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和融通的最重要时空，因此具有建设新时代中国新型文化空间的显著优势和价值，有新型文化空间建设的独特价值和示范引领价值。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必须紧扣“一带一路”建设、建构中国文化标识体系和全方位文化国际交流、涵盖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全要素和以新全球化为背景指向文旅融合的跨境旅游目的地建设。当下，应当对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河西走廊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空间建设的示范和引领区域。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业已成长为全球格局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发展成效和全球影响力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必须建构与大国发展模式相适配的文化体量，建构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鲜活的现代文化发展的文化话语体系，构建新型的，兼具保护、传承、弘扬、交流和发展的，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核的新型文化空间，是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重任，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对全球文化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历史性使命。本文试图以中国丝绸之路的精华段——河西走廊为研究对象，以“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为研究目标，探讨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一、文化空间研究动态

（一）空间及文化空间

“空间”概念古已有之，在学科上是很宽泛的研究对象。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将“空间”定义为“无限的三维范围，在此范围内物体存在、事件发生，且具有相对的位置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一系列经典论述。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目标维度的话，那么，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时间和空间则决定了人的发展的不同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断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暗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冲破欧洲中心的边界，将具有更大的空间定位。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既从人的发展高度理解空间意义，又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发展实质的意义上理解空间拓展的规律，对我们研究“文化空间”的现代价值有着重要的启示。

“文化空间”是20世纪中叶以来最重要的空间研究对象和内容。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文学术界出现了“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的讨论，很快，关于文化与空间的探讨成为学者们热捧的一个话题。法国著名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在其名著《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空间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结合的三元辩证法，并且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空间的主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身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之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对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再审视，重新定义了文化空间，特别有意义的是福柯将文化空间看成是一种“多层次历时性的积淀”（the sedimetation of layers over time），是一种文化习得并得以传承的空间。大卫·哈维认为从文化多维视野中探索空间是可行的，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鉴于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的时空观念在不断变化（空间的审美转向），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idric Jameson）则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研究资本主义空间逻辑与文化逻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将现实空间化了，空间已成了主导后现代社会的主要因素。总之，20世纪中期以后是文化空间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一研究特征至今仍然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化空间研究的重要现象，也体现着传统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空间的新的“解构”，这一研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20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对文化空间的研究出现了视野更加广阔和研究更加细分的态势。英国学者诺拉·C·约翰逊（Nuala C.Johnson）在2015年撰写的《遗产与地理》一文中系统研究了以遗产为内容的文化空间的属性和价值，文中提到哲学家保罗·利科在《记忆与忘却》中提出了一个理解记忆伦理的框架，记忆不仅是一种关于过去的知识，更是一种人类的实践活动。利科认为作为“空间”的人类“记忆”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包括：（1）病理治疗（pathological-therapeutic），文化空间可以为个体和群体提供精神修复；（2）实用主义层面，记忆被用来记住那些属于共同历史的事件，记忆可以产生说教作用，产生对记忆群体潜在有利的道德结果。（3）伦理政治，与模范性（exemplarity）相关联，在此记忆成为一项社会责任。利科的研究载明了遗产为内核的空间对于精神修复、共有记忆唤醒以及对于广义的“正义”追求的哲学和伦理价值，将遗产空间的意义上升到了价值的高度。

应当高度关注到国际组织和政策领域层面对各国文化空间从学术研究到文化实践中的影响。在这个层面上，文化空间则是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核心词汇。199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宣布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2000年正式实施代表作计划；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明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空间”关联；2002年，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进一步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场所，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

我国官方文件中也基本承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文化空间”定义，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中，文化空间是“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迄今为止，我们在文化建设中还是较少关注“文化空间”的建设，实际上，近年来得益于文化旅游业的勃兴，中国文化空间建设更多的是作为“旅游目的地”或“文化旅游”性质的文化空间建设，部分地弥补了我国文化空间建设不足的遗憾。

（二）“文化空间”研究与中国文化建设使命

第一，“文化空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社会的结构变化与文化演进，也开始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尤其对未来文化发展和建设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文化建设，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尤其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空间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第二，“文化空间”研究是多层次、多视角和多维度的研究，体现了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与繁芜，从“多维空间”到文化空间研究业已成为西方空间研究最主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一研究依然是文化研究的巨大“蓝海”，但到底从哪个角度去把握文化空间研究的主脉和表达？中国文化空间研究从哪个端口承接基于中国文化建设语境的文化空间研究？或者说适合并能合理的、引领性的以及与全球文化互动和交流的中国文化空间研究是什么？

第三，“文化空间”与全球文化发展政策的递进相互映衬，已蔚然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实践。我国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的文化建设既有与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适配的文化空间建设，同时也受益于国际组织文化空间建设的政策与实践，但是，具有“宏大叙事”的文化遗产是单体文化遗产所不能容纳和涵盖的，那么，当下的中国到底需要建构什么样的文化空间以适配于中国文化建设？

第四，无论是研究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的文化空间建设，从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还是国际社会的政策层面基本上都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关，那么，正在迅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面临着与“大国崛起”相适配的文化保护与建设的双重使命，应当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特定发展阶段使命规约的新型文化空间，以从历史和全球两个维度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丰富内涵和内容？

第五，无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变化也好，还是全球化态势正在遭受空前打压、“去全球化”俨然成为全球结构演变的主要方向，还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导致的文化保守主义正成为世界的主流也好，当马克思主义断言的资本全球化和由此导致的空间争夺或竞争依然处在不确定和动态演化之中，那么，是否必须重建新的文化空间以适应资本全球扩张和全球化后的文化结构变化，甚至要重新探索和阐释基于保护、传承、展示、交流和发展的新型文化空间？

综上所述，中国必须科学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与当代世界文化空间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模式相适应，特别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使命，形成自己的“文化空间”研究和建设体系。

二、河西走廊中国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价值

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河西走廊，对敦煌文化的发展、河西走廊的发展以及我国民族文化保护与文化自信等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论述，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沉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

从人类已有的丰富的文化空间研究中汲取养分，继承人类文化建设中先进的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在文化建设中寻求与国际组织的积极合作，紧紧围绕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最大可能保护、传承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历史性重任，我们必须适时的构建既符合文化建设的一般国际规范，又具有中国文化建设的独特话语体系；既有纳入全球文化格局的博大胸襟，又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质特色；既有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又有适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价值的“文化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河西走廊具有构建新时代中国新型文化空间的独特价值和引领示范价值。

（一）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具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保护价值

在中国的大国发展进程中，前四十年我们注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驱动国家发展并成为主要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推动与国家发展适应的文化建设则应当成为这一时期和阶段的重要战略和目标，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建构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互支撑和发展的新型文化发展范式；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文化保护，将“上下五千年”存留下来的、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最全面和科学的保护是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的基础，是中国文化在全球层面获得文化认同的前提，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永葆中国文化鲜明个性的底色。河西走廊是中国丝绸之路最精华的区段，地理学意义上的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全长1000千米左右，河西走廊被南部的祁连山和北部龙首山、焉支山、马鬃山和合黎山拱卫，是一个带状的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空间；祁连山冰雪融水孕育了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党河，分别形成了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绿洲，从而有了著名的“河西四郡”；河西走廊是我国绿洲文明的典型区域，同时是有着鲜明而独特的历史地理意义上的完整文化空间。截至2019年7月，我国共有世界遗产55项，位居世界第一。其中自然遗产1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文化遗产37项。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共有5项世界文化遗产，占全国13.5%。甘肃省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座，其中河西走廊地区3座，分别是张掖市、武威市、敦煌市，河西走廊地区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9项，占全国1.39%。因此，河西走廊的文化规模、文化结构与文化纵深是中国文化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对河西走廊文化的保护是中国文化建设重要的任务，是支撑与国家发展和中国模式相适配的文化空间建设的基础。

（二）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识价值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成为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存续和继承最好的文明单体之一。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业已获得了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巨大成就，但必须承认，文化在保护传承和产业发展方面还存在着极大的改进空间。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既不同于传统的、以非物质文化遗存为内核的“小众”文化空间，也不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双遗建设为标志的全球一般文化保护空间，而是要以中国优秀文化原典为内核，构建既具有历史纵深和空间宽度，又具有特定文化含量和文化浓度并为世界高度认同和价值最大的新型文化空间，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样板。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必须通过满足新时代文化建设多元价值诉求的丰富内容，方可在以往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关照中国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文化展示传播的外在要求，创新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格局，完成历史性的中国文化建设使命。河西走廊拥有被誉为“人类的敦煌”的跨度达1600多年的著名敦煌文化遗存，出土了中国70%以上的汉简，有号称中国魏晋文化“活化石”的魏晋汉墓群落，有中国明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关城，有见证西藏纳入祖国版图的武威白马寺，有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裕固族，有出土了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的雷台汉墓，是红西路军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东风航天城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我国著名的航天工业基地，河西走廊上的玉门油田、酒泉钢铁公司、金川集团等是我国著名的“共和国长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重要大型国有企业，蕴藏着厚重的现代产业文化资源，八步沙六老汉治沙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河西走廊的中国文化宝藏价值在空间意义上具有历史的纵深价值和文化的多元价值，其文化上的历史逻辑存续价值和某些单体文化价值具有民族文化标志的重大意义。因此，河西走廊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保护、传承和展示的典型文化空间，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保护的重要空间，对中国文化标识体系的整体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在继承文化传承已有基础上实现了守正创新的传承价值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基本上与外部世界不发生文化交互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封闭体”，有着中国社会内在的文化传承的有效机制，却也经过封闭社会的若干年发展保留和继承了基本的中国文化基因密码和图谱。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使中国文化遭遇到自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三次文化运动之后的最猛烈的冲击，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启了时间最久和程度最深的一次文化交互。全方位的和整体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结构和内容松动，出现了空前的“时空压缩”，必须伴随着大国崛起，一方面，在守正意义上继承前哲先贤一以贯之的中国优势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必须面对世界新的文化方式和文化力量均衡态势的调整，重构文化创新的场域，新型“文化空间”构建应当担负起中国文化守正创新的内在历史重任。河西走廊是著名的石窟廊道、长城和烽燧廊道、彩陶廊道、民族文化廊道和西路军红色长征文化廊道等文化复合廊道，是人类四大文明交汇过的地方；生态文化、丝绸之路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文化与相关产业跨界衍生的新文化和现代文化等多文化内容叠加融合，文化多元价值非凡；有着自然生态、文化特质和独特戈壁绿洲农业交叉存在的独特资源和景观体系。从河西走廊文化的内涵、形制和结构看，以敦煌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河西走廊文化保留了中国文化最正统和最原生态的文化样式，因此，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就具有了中国文化守正创新的独特价值。

（四）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具有中国文化形成的历史价值

新型文化空间的主要内容应当是中国悠久、厚重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中极富价值和内涵的文化空间，它一定要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进程中和文化的形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甚至对于中国文明进程和文化演进具有相当的决定性价值。在考虑这一空间特质时，我们既要充分研究中华民族整体的、一般的和总体的文明进程和文化形成，还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化“一体多元”和“总体-部分-总体”的文化特征；既要考虑静态的空间上的文化特征，又要考虑理想的文化特征，还要充分考虑文化的动态性导致的文化在时间形态上的空间演化特质；既要考虑在文化形成中的“文化共同体”和中国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又要考虑在中国大地上历史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和有差异的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既要考虑对中国文化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古代文化，也要充分考虑在全球化竞争中不断创新、不断交融和文明互鉴形成的现代文化。“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积淀和细分形成了既有悠久历史又有多元特征的大跨度文化谱系，是新时代中国新型文化空间重塑的重要基础。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莫高窟潜藏着跨度达1600多年的中国文化密码。如果从汉武帝时期凿通丝绸之路的历史时期看，河西走廊已生成并保留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文化基因，河西走廊著名的“四郡两关”历经千百年依然矗立在河西走廊的戈壁和绿洲中，成为中国永恒的文化“雕像”。因此，从建构具有悠久而厚重的中国文化发展空间的意义上，河西走廊无论其单体文化价值和总体文化价值，都在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五）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涵盖了新时代回应好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价值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发展和转型中都可能遭遇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冲击，必然考虑“文化向何处去”的命题，同时适时地应对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问题。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告诉我们，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面临迫切的、有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以及中国文化建设特定语境的文化建设问题。这一文化建设在内容上涵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形式上则必须有适应于现代社会文化保护传承和展示传播的各种文化形态。尤其要高度关注今天的全球化特征与文化交互的全球规律和模式决定的“文化走出去”的外在条件，适时地创新与全世界各民族、各国优秀文化平等交流、守望相助和相互尊重的文化交互方式，回答好在中国国家发展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化建设诉求。河西走廊的文化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蕴藏的极大宝库，它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生了诸如中国航天工业文化、作为“共和国长子”的玉门石油工业文化以及八步沙六老汉治沙的现代生态和创业文化等叠加的一大批社会主义现代文化，而这一切又无不体现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文化的内在要求，因此，河西走廊是回应当代中国特定发展时期文化诉求的良好的中国文化“场域”。

（六）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认同价值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使中国空前的融入世界，我们已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相互依赖和互利共赢的双边和多边友好关系，但是，我们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意义的文化标识和体系方面，在创新既具有全球普遍认同的文化规范，又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表达方面，依然有需要改进的巨大空间。文化建设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创新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规模和速率，也影响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向纵深的发展。中国新型文化空间的重塑将立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和时代诉求，统筹文化的保护、传承、展示、交流和发展，协调文化保护传承和文化产业发展，使中国优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存共生、相得益彰。中国新型文化空间的重塑充分体现在文化发展中的国家和民众两个“文化自觉”，以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为基本的文化发展运作机制，建设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核和文化价值的文化空间，使之成为中国国家发展进程中与世界上许多的先进的优秀的文化交互的重要文化体量，成为世人认知中国的重要的“文化窗口”和“文化厅堂”，成为中国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新型“文化介质”，成为与全球接轨的一般的文化交互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西方国家基于狭隘的文化偏执和自身利益在文化和多个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中国新型文化空间的重塑在一定意义上适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世界结构和格局变化的文化回应，具有文化建设上的全局性和前瞻性意义。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战略要冲，是丝绸之路的精华段，历史和文化选择了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选择了河西走廊，绝非偶然，由于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资源、文化和经济价值，从而使河西走廊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区段，成为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经济、贸易、人文和社会交流的重要空间。河西走廊的价值并非单纯的和静态的文化存续规模大，结构丰富，其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东西方文化最早、也是规模最大和时间跨度最长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融通的空间。今天人类的各民族文化无不打上其他民族文化的印记，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应当是各国和各民族文化交流融通的最重要端口，因此，河西走廊就成为东西方各民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溯源地和具有文化共识的共有记忆空间。从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价值看，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形成的空间，河西走廊则是这一空间中处在重要位置的“文化厅堂”。河西走廊由于其无与伦比的、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和跨度最长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价值，堪当新时代中国文化认同和文明互鉴的时代重任。

（七）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兼具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和大尺度跨境旅游目的地的产业价值

中华民族的文化植根于中国大地，是历朝历代中国人民的文化创造。它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心性、价值观念、艺术和审美观点、生活态度和方式等一系列独特的内容，同时也在历史的文明交互中学习和借鉴了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才形成了今天中国文化的基本样式。中国自西汉时期凿通了通往西域和西方的通道，从此有了丝绸之路，中国便进入一个文化开放和互动的新的文化生成时期。著名学者余秋雨将丝绸之路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发展时空”，以及这一时期是全球文化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因为有了丝绸之路才有了文化和文明的学习机制和以借鉴外来文明为特征的文化的开放发展时期。在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中，将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为内容充分考虑进去，可以获得最大可能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基于共同文化记忆的文化认同，更加有利于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认同、尊重和学习。这一内容在新型文化空间中的设定应当是当今复杂多变、全球化受阻和民粹主义兴起新背景下更有价值的、以“请进来”为重要交流方式的文化交互方式。如果说以河西走廊为“精华段”的全球丝绸之路在古代世界创造了不同文化体的人们交流互动的文化奇迹，那么，河西走廊则是今天的人们打捞文化记忆、体验文化过往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完整文化空间。近几十年来，以河西走廊为代表的整体中国丝绸之路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跨境旅游目的地，也是中国政府连续多年向全球推介的中国最具价值的入境旅游目的地之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河西走廊作为中国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重要的发展空间已经具备良好的入境旅游发展条件和配套服务体系，在整体中国丝绸之路大框架内，河西走廊是最具相对完整、轮廓清晰和极高文化浓度的丝绸之路文化区段，这一大尺度文化区段的文化完整性价值在整个丝绸之路中也是罕见的。因此，河西走廊是连接远古与今天、文化与产业以及中国和世界的极佳的新型文化空间，有着指向未来、走向世界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文化价值。

（八）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有着重要的文化示范性和区域带动性的发展价值

新型文化空间不同于传统文化空间以保护为核心的较为平面的价值指向，新型文化空间是一个能满足多元文化价值诉求、各价值和目标之间能够兼容和相互支持的新型文化发展系统。新型文化空间在建设中应当以文化保护为前提，通过优秀文化的保护和标识系统建设最大可能彰显民族文化的优秀内涵和特质，并为文化发展提供最大可能的资源基础。同时，又通过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为文化保护提供新的保护传承机制体制和物质基础，实现文化保护传承和文化创新发展的兼容性发展。由此，新型文化空间在存在形式上一定是动态的，而非基于单纯以保护为价值取向的静态存在。新型文化空间必须具有鲜明的示范性和引领性，通过新型文化空间的建设，能够探索一个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在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一体化和民粹主义较量的严峻态势下的全新中国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新途径。新型文化空间的建设必然带动中国文化发展，带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文化发展体量，建设既具有中国性格，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优秀文化体量和结构，建设既具有历史传承性，又体现走向世界广阔胸襟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系。新型文化空间建设还要立足于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使新型文化空间能够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引擎”和“助推器”，充分发挥文化发展的特殊辐射带动作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河西走廊北接我国内蒙古高原，南连我国青藏高原，西通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达我国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有着地缘经济和政治的独特优势和重大战略价值。借助河西走廊中国文化空间的系统建设，可以极大地通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化效应、发散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带动整个西北地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龙头和相关产业综合协调发展的新发展。

三、“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构建的政策指向

“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必须紧紧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文化支撑空间，造就基于“民心相通”的发展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向纵深的推进和发展，也为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国际交流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提出了一个中国文化和全球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新的通道和路径。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新型文化空间，是提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核心竞争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和关键。构建“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作为新时代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设的一个样板和试验区，对推动探索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对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和文明互鉴，对建构与中国发展相呼应和适配的文化发展，对综合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都具有深远意义。

“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是新时代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交流和文化“请进来”的新型文化空间。河西走廊作为我国乃至全球丝绸之路的精华区段，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伟大时空，不但影响和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气象，也深刻地影响和造就了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变化。河西走廊潜藏着丰厚的中西文化交流和各自文化形成的历史密码，是东西方文化在文化发育和萌芽时期的重要的“温床”，是东西方文化体共有的精神记忆场域。因此，将河西走廊建设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乃至全球文化的新型文化交流场域，将会极大地唤起不同文化体的人民的共有文化记忆，激活人们对自己文化源头的文化向往，增强人们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提升人们对彼此文化的认同和尊重，是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将文化“请进来”，是通过文化“请进来”实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基于文化双向交流的更高水平的文化“走出去”。可以说，从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全方位共生价值看，河西走廊是我国新型文化空间的最好文化场域。

“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是基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文化发展空间。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和跨境旅游发展领域，河西走廊以其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绝佳结合堪当为中国新型文化空间的价值支撑空间，在文旅融合意义上，可将这一区域建设成为全球意义上极富发展潜力的国际旅游目的地。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就多次向全球推介过我国最有价值的入境旅游线路中国丝绸之路，它一直是首位的最佳入境旅游目的地，发展基础良好，而河西走廊则是整个丝绸之路中国段最为完整和精华的区段。这一新型文化空间的建设又可以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呼应，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通道和入境旅游的文化通道。建立在文化旅游产业和跨境旅游发展意义上的河西走廊不啻为改善和优化中国文化交流的新型平台，以此为起点和模板，可能会开启中国文化和全球文化双向互动平等交流的新时代。

“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要站在全球文化层面进行高标准规划和建设。“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建设须遵循国际惯例和标准，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尤其是重视沿线各个行政区划之间目的地规划和建设方面的协调和同步。可以设想，由于这一廊道是基于全球层面的、指向未来的和最具有全球文化价值的旅游目的地，因此，必须在建设内容上高度再现历史上丝绸之路文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原貌和本真状态，丰富空间的多元文化呈现内容和形式，形成适合于现代文化旅游发展的立体化样态。需要形成空间指向现代文化旅游的产业体系，这一产业体系建设既包括现代文化旅游业内部与文化旅游要素关联的微观产业体系建设，更重要的是与空间关联的各区域的要素与产品体系建立在合理分工与协作条件下的共建共商共用共享体制和机制创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空间所在区域全产业全要素集约支撑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新战略体系的形成。需要形成与国际主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适配的配套服务体系，打造中国现代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再现展示、文化国际交流和文化旅游发展的综合发展新空间。

“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在形象定位与传播上是一个全新的生态、文化、经济和旅游的复合型廊道，是国际跨境旅游中最大跨度和空间的旅游目的地。河西走廊是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最古老的人类文化交互空间，是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多个民族都有历史和现实关联的全球公共旅游区域。要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下和新旅游消费时代的框架下进行空间的形象的定位和策划，创新这一空间的传播和营销渠道，提高空间在全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此，可以考虑将“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建成我国“文化保护传承和文旅融合发展综合实验区”。这一实验区建设应当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呼应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启动性发展战略。在时序上，要通过这一廊道的建设先启动以甘肃为主体的整个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外向型和开放型发展，同时通过文化旅游产业的龙头辐射作用带动关联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作为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场域，在建设运营上可以考虑依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标准，将河西走廊建设成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次级国家文化公园。2019年，我国政府适时地启动了大运河、长城和长征三个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工作，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直接指向建设中国优秀文化的标识体系，重点是全面保护和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宣传和展示中国优秀文化，提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海内外影响力和传播力，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河西走廊本身就是长城遗存最为完整和丰富的区域，是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结束后红西路军浴血奋战的重要区域，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在河西走廊完美复合和叠加，造就了河西走廊更加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河西走廊新型文化空间”的建设完全符合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主旨，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将文化的保护传承、宣传展示和文化发展结合起来，在空间层面和产业体系上有效衔接核心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通过研究挖掘、保护传承、环境配套、文旅融合和数字再现等重大工程的实施，成为国家文化公园主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子系统，在实践上全面支撑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发展。

原刊责编：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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