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澍 | 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

明朝迁都北京具有特殊意义，影响巨大。面对全新的民族关系和国家治理格局，明朝顺应自唐朝以来多民族国家深度交融的客观要求，不断探索，最终实现了迁都北京的计划，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治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对于明朝迁都北京的原因，尽管学者认识的角度不同，但都把抵御元朝残余势力南下骚扰视为主因。如吴晗认为：“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张德信认为：“在一切权力都集中皇帝手里的时代，把国都建在与外患接近的地方，使皇帝亲临战争的前线，既可以避免鞭长莫及之患，直接与外来的入侵的军事实力相抗争；又能及时掌握变化中的军事情势，做到知彼知己，指挥裕如，以积极进取的精神，保证了边境的安宁和疆域的开拓。”许大龄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永乐迁都有利于抗击从北边袭来的蒙古人的威胁，又能进一步控制北方地区，对于巩固边防以及维护全国统一都有积极意义。”费正清也认为：“永乐帝迁都北京，这已经说明明朝政府对抵抗蒙古人的入侵是何等重视了。”从中可以看出，在迁都北京主要是针对元朝残余势力侵扰的问题上，学者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但仅仅以元朝残余势力威胁明朝的视角来认识明朝迁都北京，只是看到了表象，而忽略了唐朝以来的多民族深度交融这一客观事实。只有从多民族国家治理新要求的视角来看明朝迁都北京，才能认清这一举措在适应和构建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自夏朝以来，中国共有大小政权277个，各类都城217处，其中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山西、山东一带，如：河南安阳、河北涿鹿、山东曲阜等。从西周开始，都城偏向关中地区，陕西、河南交替成为政治中心，主要在长安、洛阳之间移动，而以长安为主。南方偏安政权大都以南京和杭州为都城，而以南京为主。正如明人王鏊所言：“自古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然之势也。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洛阳，江南之都惟建康。”辽、金、元时期，北京已逐渐显露出作为控制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的独特优势。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从定都何地就能看出其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难理解，作为江淮之人，受早年生活和作战区域的影响，朱元璋对家乡的眷恋会使其对南京情有独钟。正如陈梧桐所言：南京既是朱元璋“借以发展势力的基地，又有吴王时代奠定的宫阙，自然首先成为他选作都城的考虑对象。”同时，朱元璋的“从龙将相都是江淮子弟，道地南方人，不大愿意离开乡土”。所以，明朝建立之初选择南京是十分自然的，符合朱元璋的心态和其追随者的心理预期。特别是在明朝建立之初，元顺帝还在北京，元朝还未被彻底推翻，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未平定，只能以南京为临时性的都城。朱元璋即位九个月后，徐达顺利占领元大都。明军进入大都时，“胡君远遁，兵无犯于秋毫，民不移其市肆”。在攻取大都的前一天，朱元璋刚把开封定为北京，与南京相对，形成了两京制。如明人陈建所言：“我太祖虽因创业，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国祚不永，而历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迁都。及得汴梁，亲往视之，有北京之建。”可见，当时朱元璋对大都在“大一统”国家治理中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认识不清，不可能将其作为明朝的都城。

洪武二年（1369），明军平定陕西之后，出现了在何处定都的争论，主要围绕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等地来展开。在讨论中，群臣出发点不同，分歧较大。如有人认为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有人认为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有人认为汴梁为“宋之旧京”；有人认为北平为“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听后说道：“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称善，一致同意。由于受乡土情结的极大影响，朱元璋借此机会实现了个人的目的，将自己的“兴王之地”临濠（元时称濠州，洪武七年改为凤阳府）立为中都，“筑新城在临濠府旧城西二十里，于新城内营皇城，皇城内有万岁山，南有四门，曰午门、宣武、东华、西华。建宫殿，立宗庙大社。并置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于午门东西。新城门十有二，洪武、朝阳、玄武、涂山、父道、子顺、长春、长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后右甲第。于洪武门外立圆丘，于左甲第门外立方丘”。如此，便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三都一时并存的奇特情景。

中都的设置，可以说是朱元璋乡土意识的集中反映。在涉及定都北平时，他以冠冕堂皇的爱惜民力而加以拒绝，但要营建毫无政治、军事意义的中都，却毫不惜财，从零开始，大手大脚。对于朱元璋因思乡而出现的这一荒唐之举，刘基就予以含蓄的批评，说道：“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直到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才下令停建中都，公开的理由是劳民伤财，真实的用意在于削弱与自己共同起兵的“淮右集团”对皇权的威胁，但因此体面地中止了无多大意义的中都营建，也算朱元璋能够知错就改，消除了政治隐患，减轻了财政负担。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改南京为京师，同时罢除北京，仍称开封府，标志着三都并存的局面结束，朱元璋开始集中力量来解决政治体制的问题，准备废除宰相制度，解决乱政之源，进一步加强皇权。

在强化皇权的同时，朱元璋始终关注着都城的问题。在南京之外，因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朱元璋不会选择北平，而是偏向长安。早在洪武三年（1370），御史胡子祺在迁都建议中就没有提及北京。他说：“天下可都者四:河东高厚，控制西北，然其地苦寒，士卒不堪；汴梁襟带江淮，然平旷无险可守；洛阳周、汉尝都之，然嵩、邙诸山，非崤、函、终南之固，瀍、涧、伊、洛，非泾、渭、灞、浐之雄。故山河百二，可耸诸侯之望，绵宗社之久，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对此建议，朱元璋表示赞同。可以看出，在北方选择都城时朱元璋君臣依旧在汉唐时代徘徊，将注意力仍集中在河南和陕西一带。正如吴晗所言：“京师虽已奠定，但是为了防御蒙古，控制北边，朱元璋还是有迁都西北的雄心。”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遣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迁都西安的可行性。临行前，朱元璋对朱标说：“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朱标视察归来后，一病不起，于次年四月病逝。朱标的去世，无疑是对64岁的朱元璋的重大打击，迁都西安的计划“以东宫薨而中止也”。

尽管朱元璋生前没能完成迁都的夙愿，但他还是能够认识到南京的局限性。他在洪武六年（1373）就说道：“朕今新造国家，建邦设都于江左，然去中原颇远，控制良难。”郑晓论道：“国朝定鼎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帝时已有都汴、都关中之意。”然而，对于唐以后中国多民族国家格局的演变和北平战略地位的空前提高，朱元璋君臣的认知还是有限的。徐达进入大都之后， “出于彻底破除胜朝王气传统思维，使大都不能与金陵颉颃”，便立即进行“毁元故宫工程”，要让“先朝都城顿失往日雄风，即便浪费了人力物力，也在所不惜”。也有人认为“元故宫大明宫等的拆除时间范围大体可以假定为是在洪武六年到十四年之间，很大可能是在永乐四年后修建明紫禁城时，元大内宫殿才被彻底拆毁的”。不论如何，洪武君臣在迁都问题上不会将北平作为首选对象来考虑。翰林修撰鲍颖曾对朱元璋说：“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国在燕。天运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兴王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传曰：‘在德不在险也。’”此言说明洪武君臣对北平地位的认识远不及忽必烈君臣。当时随从忽必烈的先锋元帅霸突鲁对忽必烈说：“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与此相反，明初之臣更愿意视南京为“龙蟠虎踞”“ 抚形胜以临四方”。这一观念在明代是长期存在着的。在明朝灭亡后，黄宗羲还在批评迁都北京之举，认为明朝“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并明确指出南京是最佳的都城之地，讥讽明朝“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门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此言足以说明黄宗羲在迁都北京认识上的短浅！

事实上，元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集中表现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的有机结合上。正如钱穆所言：“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南北相互依存，相互支持，集中反映着唐末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只有统摄南北各自的优势，才能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能有效管控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否则，就难以为继，政权不稳。叶子奇在明初就看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换言之，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协调农耕与游牧两者的关系，特别是无力管控农耕地区。对此，朱元璋集团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认识到的，故对于他们在迁都问题上的迟疑、摇摆和方向上的偏差，不应苛求。当时，南京作为朱元璋的根据地和“东南财赋之所辐辏”，仍有极大的吸引力，要让他们轻易地离开富庶的南京，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但面对北方巨大的军事压力，特别是如何管控广袤的游牧区域，处在南京的洪武君臣也深感很有必要将京师向北移动，并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迁都的氛围，客观上为朱棣迁都北京奠定了较好的政治基础。正如明人王琦所言：明太祖“定鼎江南，以资兵食，而都北之志未尝一日忘也。且以燕城为元旧都，形势可以制虏，因以封我太宗焉。及上登极，即广旧邸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谣言。’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创。自此基命始定，遂成万世之业。虽殽函之固莫能及矣。永乐壬辰之后，大驾频征沙漠，搜剿遗孽，屡抵巢穴而归。是则都燕之志，太祖实启之，太宗克成之也。”

从北京的自然状况来讲，对于辽、金、元诸朝而言，具有较大吸引力，但对于朱元璋君臣来说，则无多大吸引力。来自湖广江陵的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还在说：“老母暮龄，暂承上意，迎养京师。然北土苦寒，终非老人所宜。”利玛窦也“不觉得北京比南京好，这可能与他已习惯于南京的生活有关。利氏特别留意到北京人‘在多灰尘的季节’戴面纱的习俗，‘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不难理解，南方士人在明初对北京的自然环境是不大适应的，加之文化观念上的差别，要让朱元璋君臣在短时期内转变观念，心向北京，并将北京定为京师，是难以能做到的。

如果没有朱棣，迁都北京将是不可想象的。而朱棣之所以能够将都城迁到北京，又与朱元璋分封燕王和朱棣发动 “靖难之役”息息相关。如果说朱元璋派朱标考察西安是一条明线的话，那么，朱元璋分封燕王则是一条暗线。朱元璋“有心”的长安和“无心”的北京便构成了明朝前期选择都城的两条主线，最后是“暗线”取代了“明线”，“无心”压制了“有心”，北京成功取代了长安而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洪武三年（1370）四月，朱元璋分建亲王，次子朱樉被封为秦王，将西安作为王府；三子朱㭎为晋王，封地在太原；四子朱棣为燕王，封地在北平。在这一分封之中，秦王和晋王处于“内线”，相对安全，而燕王处于“外线”，为“国防前线”，相对危险。在朱元璋眼中，北平是边地，是明朝对抗元朝残余的前沿，非安全之地，故他根本不可能将都城迁到此地。同时，让诸子中“尤英武”的朱棣来守卫北京，才能使朱元璋放心。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对徐达等人说：“山西、北平与胡地相接，犬羊之群，变诈百出。仓卒有警，边地即不宁矣，卿等岂能独安乎？”朱棣驻守北平，是朱元璋政治布局中的关键一步，确保了明朝的安全与稳定。朱元璋对群臣就此说道：“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临终前，由于秦王、晋王皆已离世，燕王便为事实上的长子，故朱元璋对其说：“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面对制度的约束，朱元璋生前无法将皇位传给 “英武宽仁”的朱棣，而是交给了“仁柔”的太孙朱允炆。对此，张居正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道：“高皇帝自失懿文之后，实属意于成祖，而刘三吾等老儒，乃谓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不以社稷为重，而牵于长幼之情，此世俗之见也。嗟乎！建文之时，国本挠弱，强宗并峙，非成祖之雄略，起而振之，天下之势岂不危哉！此非寻常之人所可语也。”但将北平交给朱棣，客观上为明朝迁都北京创造了难得的契机。正如明人焦竑所言：“文皇帝殆天之所兴，以长我王国，非偶然也。”日本学者檀上宽认为，朱元璋将北平封给了朱棣 ，“而不是他的两个哥哥，足以表明他对燕王的期望甚高”，朱棣“就藩之时，朱元璋也许他直接使用元朝的宫殿开府建藩，其中的隆福寺就成为燕王府……北平既是他的创业之地，也是大明朝的新起点”。在诸王之中，“被分封于北京的燕王的实力最为强大，其部下有大量投降而来的蒙古骑兵”。

朱棣既了解蒙古问题，又洞悉北平的战略地位。他明知用武力不可能完全征服蒙古，而只能用防御的方式逐渐柔化蒙古。而北京曾经是元朝的都城，在蒙古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影响。迁都北京，一方面可以彻底打消蒙古人复国的幻想，另一方面可以分化蒙古人，使其不断归顺明朝。郑天挺认为：“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就注意解决民族矛盾，他儿子朱棣对这个问题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努力使中国文化远播。他不是单纯为了掠夺财富，因而也不是扩张主义，他为巩固边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隆论道：“永乐帝像乃父一样期待元朝蒙古人最终成为明朝中国的一部分。他将首都设在北京，因为那个地点最适宜管理这样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永乐帝及其继承者宣德帝（1426-1436年在位）都没有试图将草原排除在外。”

为了完成朱元璋的未竟之业，朱棣“靖难”的目的在于夺取南京，取代建文皇帝，迁都北平。明人高岱论道：“成祖之靖难，与太祖创业，其施为次第，固自不同。太祖与群英并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强而帝也。当时不患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谁手，故先芟刈群雄，削平海内，而后以混一之势，北逐元君，如摧枯拉朽然。盖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成祖以太祖之嫡子。不得已而兴靖难之师，四方人心，多所观望，惟视金陵成败为向背耳。若复攻城略地，广土众民，必待四方之服，而后徐议根本之计，则稽延岁月，师老时变，非所谓批虚扼吭之兵也。盖其所急，在京师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取，长驱入京师，以先图根本。根本既定，四方岂有不服者哉！此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后之不同也。”永乐元年（1403）正月，朱棣仿照朱元璋创立中都之制，做出了将自己的“龙兴之地”北平改为北京的重大决定。从称帝到改北平为北京，只有半年的时间，足以说明朱棣对迁都北平早有谋划。换言之，迁都北京是“靖难之役”的必然结果。

建都北京之决策如此顺利推进，与“靖难”之后明朝政局的显著变化密不可分。朱棣利用皇位更迭的特殊时机，在清洗建文朝势力的同时，迅速宣布营建北京。可以看出，他善抓机遇，快速决断，及时推进，使客观上存在的反对势力在特殊时机难以公开抵制。在成祖的精心策划下，礼部尚书李至刚首先提出了改建之议。他说：“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朱棣顺势批准了该建议。需要强调的是，此时将北平改称北京，只是模仿朱元璋在临濠营建中都之举，而非定都，但为迁都北京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明史》为此论道：李至刚“为人敏给，能治繁剧，善傅会。首发建都北平议”。从此，北京的地位空前提升，迁都计划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明朝的治理体系将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黄仁宇论道：“永乐帝于1421年的中国新年宣布迁都北京后，南京实际上变成了中央政府的后方组织，明廷在北京和南京这两个首都都设置了官品相等的部级大臣。”事实上，在永乐七年（1409）以后，“成祖多驻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监国”。

在改称北京之后，朱棣便对北京展开了多方面的改造升级工作，为迁都做积极准备。如宣布“罢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行部；罢北平都指挥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和“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省富民实北京”、“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杂犯死罪以下囚，输作北京赎罪”，等等。永乐五年（1407），正式开始建造北京新宫殿。永乐七年（1409），下令在昌平修建长陵。永乐九年（1411），开凿大运河并加强海上运输。成祖从政治，经济、交通、人口等方面全面提升北京的地位与影响，为正式迁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永乐十四年（1416），是北京迁都史上极为重要的时刻。当年十月，成祖从北京回到南京，拜谒了孝陵，决意迁都。但为了稳妥起见，他认为有必要召集群臣讨论迁都之事，以便进一步消除杂音。胸有成竹的成祖要求工部组织廷议讨论，认为：“此大事，须集廷臣议之。”毫无悬念，在此次文武群臣参加的廷议中，大家同意迁都，一致认为：北京是“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比年车驾巡狩，四海会同，漕运日广，商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天下军民乐于趣事。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天下幸甚。”从中可以看出，此时人们对明代都城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强调它的战略地位和控制天下的作用，即“控四夷，制天下”。当唐末以来的中国历史经过五百多年的民族交融和经济发展，作为大一统王朝，明朝要有效控制天下，整合“华夷世界”，就必须加强对北方民族地区的治理。当时，只有北平具备最佳建都这一条件。而要真正实现迁都，唯有“往来两都，出塞北征”的朱棣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皇宫正式建成。成祖决定自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并保留南京六部、国子监等机构，前加“南京”二字。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的营建工程仍未结束，将是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据帖木儿帝国的使臣于永乐十八年（1420）12月14日所见：“北京是一座很雄伟的城市，城池四边各长1法儿珊，共长4法儿珊。在城池周围，由于实际上仍在兴建，有用10万根各长50腕尺的竹竿搭成的架子。”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明朝正式迁都，成祖诏告天下：“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继承大宝，统驭万方，祗勤抚绥，夙夜无间。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规，建立两京，为子孙帝王永远之业。”但新宫殿修成不到四个月，便遭雷击，破坏严重，成祖下诏求言。于是，一些朝臣趁机表达对迁都北京的不满，试图将都城迁回南京。公开反对的理由无外乎工程靡费、劳役繁重、官员中饱私囊、民不聊生，等等。对于借机公开反对迁都的朝臣，成祖予以严惩，毫不宽待。他说：“方迁都时，朕与大臣密议数月而后行，非轻举也。”在他看来，利用天灾解除民困则可，反对迁都则不可，这是一条政治底线，不能触碰。在涉及国家治理这一根本问题上，成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

蒙古因素既是明朝迁都北京的真正意图，又是明朝迁都北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这里所谓蒙古因素应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元朝将近百年的统治，二是残元势力的依然强大，三是北京众多的蒙古人。对于后者，在一些朝臣看来，是北京最严重的隐患，主张还都南京。如翰林院侍讲邹缉认为：“昔晋武帝徙胡人于河南内地，群臣皆谏以为不可，恐遗他日之患。武帝不听，其后卒致五胡之乱。今乃许令鞑靼胡人入中国，以鞍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帐以待之。此等皆窥觇中国奸细之人，尤其所不可者。”从中不难看出，其见识仍停留在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日益变化的民族交融新格局视而不见，认识不清。与此相关，便是对北京曾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的忌讳，认为北京为“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金祚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对于此类论调，成祖予以反驳，不为所动。由于成祖意志坚定，终永乐之世，反对者不可能撼动北京的京师地位。从此可以看出，永乐时期明代的国家治理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迁都就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英国学者柯律格论道：“1368年，明朝立国之初，经过仔细的讨论和筛选，帝国的中心选定在扬子江下游一座如今被称为南京的城市，因为新的王朝拒绝了北方那座让人产生不悦联想的蒙古人首都。然而在永乐年间，这个决策又被反转过来，从1420年起直至明朝灭亡，人们对于首都再无争论，皇帝的宝座一直位于今天被称为北京的地方。”

不可否认，与富庶的南京相比，当时明代北京各方面的条件相对较差。如在迁都150多年后，北京贡院依旧狭窄和破旧。张居正就此说道：成祖未改京师前，“试院规制虽破湫隘，亦仅能容。及燕鼎既定，人文渐开，两畿诸省，解额岁增，士就试南宫至四千有奇，而贡院偪隘如故，又杂居民舍间。余为诸生，就试南宫。即官词林，典试文武士，数游其中，恒苦之”。利玛窦在比较两京之后也认为：北京“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模、公共建筑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北京的营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量力而行，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北京的城市建设落伍于南京，这就要求明朝官员认清使命，面对现实，确保北京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而不能以种种理由打退堂鼓，试图回到南京享受一时的安乐。

成祖去世后，其子仁宗即位。他长期在南京监国，留恋南京，面对残破的北京皇宫，决意复都南京，并将北京六部印信收回，仍称“行在”。其子宣宗即位后，北京仍为“行在”。可以说，仁、宣二帝在对待北京作为京师的问题上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定力。英宗即位后不久，出现了转机。正统六年（1441），浙江宁波府知府郑恪认为：“自太宗鼎定北京以来，四圣相承，正南面而朝万方四十年于兹矣，而诸司文移印章乃尚仍行在之称，名实未当，请正名京师，其南京诸司宜改曰南京某府某部，于理为得。”英宗采纳此议，正式废除了“行在”之称，南京各衙门前加“南京”二字，正式确立北京为明朝京师，并进行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北京之为京师，不复称行在也，盖自正统辛酉始也。”英宗“定都北京”意义重大，应予高度肯定。正德年间中亚使臣认为北京就是英宗营建的，说道：自正统以来，“在建造北京城之后，皇帝及其宫廷才离弃了南京而前往北京。其原因是他们的敌人（卡尔梅克人）居住在北方，大明占据北京之后就可以同时保护蒙古人入侵的必经之路了。自从明朝的宫廷和政府设立于北京之后，蒙古人（卡尔梅克人，瓦剌人）再也无法入侵中原了，明朝政府组织得非常好，以致于使这样的入侵变得不可能了。”王天有论道：“明朝把政治中心移往顺天府北京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才成定制。”

通过辽朝的上京、金朝的北京、元朝的大都、明朝的布政司和燕王府，再到京师，北京才最终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真正首都。成祖迁都北京，绝不是简单的京师移动，而是明前期政治观念变革和主动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体现。谈迁论道：“文皇帝都燕，虽袭元旧，而元不足以当之。彼斡难之胡雏，以应昌为上都，直雁集耳。自我明拱极，其势始壮。郏鄏之鼎早定，诸臣不脱挽辂而先之，犹呶呶恋旧，洵难与虑始也。”尽管明朝的经济中心在江南，但面对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将政治中心迁往能够统摄农耕和游牧两大区域的北京。而将京师从朱元璋的崛起之地迁到朱棣的兴起之域，“去虏之近，制虏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使北京由“燕王戍边”的小局面变为“天子戍边”的大格局，这是明朝前期政治的重大转折，也是15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的重大变化。朱棣出色地解决了朱元璋的难题，也解决中国多民族交融新格局时代的定都难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态，使 “大一统”中国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明人王锜论道：自成祖登基之后，“即广旧邸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于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罚。自此基命始定，遂成万世之业。”

需要指出的是，南京由京师降为陪都，绝非历史上陪都的简单再现，而是多民族国家新形态下的陪都新模式。面对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明孝陵的存在，南京保留六部，是明朝的一大创新，正如明人顾起元所言：“龟鼎虽奠于北，神居终表于南。且水殿之舟楫犹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维万世之安，意固远也。岂前代旧邦可得而并论哉!”

明朝迁都北京，一方面顺应了长期以来中国多民族交融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多民族国家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影响深远。正如万历时兵部左侍郎杨兆所言：“国家定鼎幽燕，北控大漠，盖枕夷夏之交，示弹压之势，居重驭轻，为远猷矣！”

明朝迁都北京，表明成祖能够积极应对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并对其形成持久的强大压力，消除其对明朝的觊觎之心，标志着中国历史迈向新的时代，意味着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将京师迁到当时边防最危险的地方，表明明朝君臣意识到了北京在整合国家各方力量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同时也表明明代君臣意识到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责任。隆庆二年（1568），穆宗到天寿山考察时对辅臣说：“朕躬诣祖考陵寝，始知边镇去京切近如此。”这种情形足以说明明朝君臣的历史担当。史念海论道：“成祖初为燕王，久居北方，对于当前和以后来自北方的威胁，应是深知的……他把皇陵建在北京之北，燕山之下。这就可以昭告他的后世，在任何情形之下，祖宗的坟茔都不可以失去。”尽管在迁都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反对声音，也有暂时的退缩，但迁都的脚步最终还是向前迈进，定都北京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如果明朝的京师不在北京，随着残元势力的增长，明朝将遭遇极大的危机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吴晗就此论道：“假如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

成祖在位22年，事功卓著。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命陈诚出使西域、创设哈密卫、设置奴儿干都司、设立贵州布政司、出兵安南、五征塞外、新设内阁、纂集《永乐大典》，等等，形同开创，故在一百多年后嘉靖皇帝将其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充分肯定了朱棣在明代创制立法方面的独特贡献。其中成祖迁都北京之举“肯定是明代进行的最复杂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帝国计划”，意义非凡。

成祖“定都北京的决定可以视为解决了他父亲的困境”，北京“既可充当对付北方入侵中国的堡垒，又可以作为支持皇帝在北方执行扩张政策的一切活动的中心”。称帝后，他身先士卒，多次征讨元朝残余，最后死在征伐途中。在成祖看来，抵抗元朝残余势力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用武力将其彻底剿灭，所以北部边防始终是明朝的战略重点和持久的防御地带。只有将明朝的政治中心迁至北平，与军事重心统一起来，既能有效地控制中原农耕地区，又能积极应对来自北方草原的军事威胁。换言之，北京必须担负起统摄农耕和草原的政治功能，在元朝的基础上强化对华夷秩序的整合能力，特别是加强对华北和广大北方地区的有效控制。费正清论道:“北京远离中国人口和生产的中心地区，易受游牧民族的侵害，而且严重依赖长江下游地区的产粮，但它却成为中国好几个政权的首都，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这绝不能是巧合，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首都必须同时也是亚洲腹地非汉族地区的首都。‘蛮夷’们始终是中华帝国军事和政治的有机组成，结果中国的首都自然就要向边境移动了。”震惊天下的“土木之变”并没有丝毫改变明朝君臣坚守北京的信心，而是以更加坚定的意志固守北京，不断加强北部边防和完善北京城防。即使是遇到了空前的危险，明代君臣也决不会放弃北京。《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土木之变发生后，“明朝廷没有被赶出它的新首都，并且表现出了它要保持它在华北的地位与决心。从其他更早发生的事件看，这种反应就显得更加坚定和果敢……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甚至在发生这些主要事件的京城，官僚体制依然稳定，文武官员决心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各省本身几乎没有卷入这些事件。明朝在15世纪余下的时期中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木事件的震动和北京的新领导为了应付危机而采取了大胆和有效的措施”。明代北京城“经历了几次战争的考验，在军民共同配合下，凭借坚固的城池，曾获得过辉煌战果”。

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明朝对残元势力的持久防御是被动的，主张不切合实际的进攻，幻想在短时期内彻底征服逃亡大漠深处的元朝残余，一味地指责明朝的“内敛性”。事实上，面对新的情势，明朝将京师迁往北京，恰恰说明明朝“天子戍边”的进取精神和务实态度。经过洪武、永乐时期的征伐，明朝君臣清楚地意识到，对付残元势力的侵扰将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问题。永乐之后，尽管明朝对元朝残余由进攻逐渐转向防御，但成祖的子孙对定都北京的基本国策还是坚守了下来，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对于元朝广袤的疆域，作为视元朝为“正统”的明朝自然会竭力继承，自朱元璋以来的迁都探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认为：“朱元璋真正的继承人是第三个皇帝，他的四子，在位时的年号为‘永乐’（1403-1424年），因此我们应当称其为‘永乐帝’。这位好战的君主，对自己的角色有着一种扩张的设想。忽必烈曾着手为蒙古人建立一个中华帝国，而如今的永乐皇帝，却努力想为汉人赢得忽必烈后人的蒙古遗产。大汗忽必烈由黄河向北部湾推进，得到了整个中原的臣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则希望征服蒙古，并扮演大可汗的角色。”又言：“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意义上来说，北京都是一个汉人与鞑靼人妥协的产物；在那里，汉人依旧是在本土，鞑靼人也没有远离自己的自然环境。通过将其都城从南京移到蒙古的大门口，迁到昔日忽必烈的京城，也就是对这位大可汗后人的遗产提出了拥有权。” 将都城迁到北京，表明汉族统治者正式认可了北京作为“大一统”中国的政治中心，放弃了“对汉族单一民族国家的追求”，不得不“继承了元朝的规模，成为一个巨大的外向征服型的王朝。只不过王朝的支配者发生了变化，汉人取代蒙古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自唐末以来多民族交融最大政治成果的集中表现。对此后人给予极高的评价。如言：“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如此者也”；自古以来“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正由于此，清朝所修《明史》对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予以极高的赞誉。如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对朱棣的评价是：“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如果说朱元璋即位后承认元朝正统地位的话，那么朱棣则将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通过迁都北京融入到明代政治文化之中，集中诠释了“明承元制”的真正涵义。

随着唐朝的衰亡，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中长安模式也走向末路。经过辽、金、元的不断实践，北京的京师地位得以逐渐凸显，以无可比拟的优势超越其他故都。尽管成祖迁都北京是洪武政治的延续，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北京，远超朱元璋君臣的见识。檀上宽认为：“洪武时期，朱元璋即便想要迁都，但由于诸多原因，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明朝定都南京、重心南移之后，对北方的控制力度随之减弱，客观条件不允许对蒙古继续采取攻势政策。”又说：“与朱元璋心目中完美的政治体制相比，南京京师体制是朱元璋在建立统一王朝的各种尝试中，在明初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次善之策。归根到底，南京京师体制只是暂时的过渡性体制。” 迁都北京之后，“中国仍然是中国，但北京却必定永远作为天子之都存在”。

当然，迁都对南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利玛窦说道：“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逐渐衰微，像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而北京则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永乐十九年（1421），“虽然在形式上依旧保持着‘两京体制’，但北京与南京的地位已经完全逆转，名副其实的北京京师体制的时代到来了”。黄仁宇也说到：“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名义上称为陪都的南京，除了正德皇帝一度在此驻跸以外，从来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大典。这里的各种中央机构，实际上等于官员俱乐部。他们的官俸微薄，公务又十分清闲，于是就殚思竭虑地设法增加额外收入。” 北京在政治上的崛起和南京的衰落，标志着明朝国家政权的最后定型，同时也标志着15世纪的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檀上宽论道：“对于永乐帝而言，迁都北方还有他个人的因素，即他所背负的超越忽必烈的宿命。他所承担的使命并不是单纯的对北方边患的消极防御，而恰恰是积极完成中华与夷狄的统合。”这一认识是有深度的。

元朝建立后，如何有效管控“大一统”的中国，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探索过程。元、明、清三朝先后接力，在不同时代分别做出各自的贡献。如果说朱元璋即位后明确承认了元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话，那么，朱棣迁都北京则意味着明朝直接继承了元朝的政治遗产。这两件事是一个统一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迁都北京之后，明朝面对的将是一个漫长的政治吸附过程，以极大的耐心对不甘失败的残元势力逐渐进行融化。对于明蒙关系，必须要看到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是主流，对于双方短时期内的一些冲突不必过于放大。换言之，明朝迁都北京，旨在完成元朝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在稳定长城以南农耕区域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对游牧区域的有效管控办法，标志着明朝多民族国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日本学者新宫学认为：忽必烈结束了“第二次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但是，在元朝统治的90多年间，社会的底层还存在着分裂时代的残余。其明显的表现是南北实行不同的税法，元朝在华北的‘汉地’实行粮税、科差之法，在江南实行两税法。因此，结束了蒙古统治的明朝，重新继承了被分裂的南北社会统一的课题。”杉山正明也不得不承认：“明朝和之后的清朝这两大帝国，无论如何也是建立在蒙古时期庞大的‘中华’基础上的。明清帝国不仅幅员辽阔，在多民族共生这一点上，更是大大地沿袭了元朝时的情况。”

在着力治理长城以南农耕区域的同时，明朝对西南边地、西藏、西域和东北地区亦根据实际情形而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理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控制力度。如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适时进行“改土归流”，不断强化管理，并于永乐年间设置贵州布政司；通过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僧官制度等措施强化了对西藏的进一步管控；对于部族众多的西域，通过羁縻卫所、朝贡贸易和部族安置等方式进行管理，以确保肃州卫的安全和河西走廊的长期稳定；对于东北地区，通过先后设置辽东都指挥司使、奴儿干都司进行有效管理，并通过朝贡贸易强化了联系。对于元朝残余势力，明朝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分而治之，特别是通过封王、朝贡贸易和互市等手段强化联系，使其在经济上一直依附于明朝，与明朝的和平交往始终是主流。《明史》的编纂者就此论道：“明太祖奋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东兼吴、会。然后遣将北伐，并山东，收河南，进取幽、燕，分军四出，芟除秦、晋，迄于岭表。最后削平巴、蜀，收复滇南。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顾祖禹亦言：“太祖有天下，高丽、安南、占城、日本、西域海外诸蛮夷悉来朝贡，声教所被，尽禹迹而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迁都北京，使明朝“整个的中央，几乎全仰给于南方”，客观上要求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发挥辐射全国的作用，在新时期的“大一统”国家建设中担当经济引擎的角色。梁方仲认为：“迁都还有更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由于沟通南北的运河畅通以后，全国的经济生活得到了比以前更密切的联系。同时在明初社会经济普遍高涨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首先表现在沿运河由南至北的一些城市繁荣起来了。”作为陪都，南京在明朝发挥着独特的功用，使江南经济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持久发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然，迁都之后，由于北方长城一线的安全与稳定，使江南经济得以持续发展。换言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相互作用，是明代“大一统”国家政治形态的根本表现，并由此奠定了明清时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

从成祖改北平为北京，再到正式迁都北京，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从成祖迁都北京到英宗定都北京，又用了20年的时间。前一个20年，由于成祖的威严，使反对者不敢公然地站出来抵制迁都，确保了迁都北京能够按照成祖的意图有条不紊地推进。在这一时期，明朝建国已有35年的历史，人们安于现状是不争的事实，在没有明显的内外压力下将都城从条件较好的南京迁往条件较差的北京，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成祖做到了。这一迁都模式是史无前例的。而后一个20年的摇摆，反映着强势的成祖去世之后持不同意见者的公开表达。面对迁都北京以后所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他们试图用“还都南京”来解决。但在经过短暂的反复之后，明代君臣真切地认识到了朱元璋的困惑和朱棣迁都的意图，便毅然决然地放弃南京，重回北京。

英宗定都北京之后，明朝的使命便是以北京为政治中心，将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全力构建新的“华夷秩序”，真正实现中国的“南北一体化”。将北京确定为永久的京师，并誓死捍卫北京的安全，这是明朝对中国“大一统”国家所做的最大贡献。成祖迁都北京，旨在继承元朝天下的雄心壮志。而在清朝取代明朝之际，更能清晰地认识到明朝定都北京独特意义，自然也就顺势地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继承了明朝最大的政治遗产。正如蔡美彪所言：“清军入关，战败李自成的大顺军，定都北京。这标志着大清国已企图取代明朝，建立对广大汉地的统治。”以北京为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政治中心，使元、明、清三朝自成一体，而明朝迁都北京，更具有关键作用，承前启后，意义巨大而深远。

在清朝崛起后的一百多年间，其使命在于完成明朝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彻底征服蒙古势力，在新形势下继续解决农耕与游牧的冲突问题。清朝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在于明朝已经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使其能够专注于蒙古问题。那种过分夸大元、清两朝而刻意贬低明朝的看法是偏颇的。只有将三朝看成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明白各朝所面临的困难和所担负的责任，才能看清这六百多年间 “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历程，而不能简单地以暂时的疆域大小来认识三朝。特别是在研究清史时，要有“向前朝看”和“向南方看”的意识。“向前朝看”就是要认真研究明史，真正认清明朝的地位与作用，而不是一味地贬损明朝。正如黄仁宇所言：“在大历史的观点看来，清朝因袭明朝的成分多，而溯本归原的改革少。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可以追根究底地追究到明朝去。”“向南方看”就是要关注明朝对农耕区域的精心治理，这是清朝入关后得以稳定统治的关键因素，也是清朝统治者将主要精力转向北方游牧区域治理的前提条件。特别是明朝迁都北京，为清朝进一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吴晗所言：“有了这个基础，清朝入关后才能继续建都北京。”可以说，这是清朝在前期能有所为的根本原因。顺治皇帝在比较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后认为：“明太祖立法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能及也。”康熙皇帝随后亦言：“朕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新宫学论道：“入关以前，已经由满族、蒙古族、汉族等民族组成的清朝也定都北京，全面继承了明朝所建立的‘北京体系’，使中华帝国的繁荣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黄仁宇则明言：“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主要的王朝像清朝这样几乎完全承袭前朝制度。”特别是清朝对明代紫禁城未加任何改变，“继续使用明代宫殿，在中轴线上的建筑，其位置布局一如明代中后期一样，都是重建复原。在个别殿堂的外形上，虽有改作，但位置布局则均未变。”同时，清朝花费大量的银两“精心呵护”“最为敏感的纪念物”——南京的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并允许明朝的皇室宗亲“定期对陵墓进行祭祀”。在强调“康乾盛世”时，必须要理性地认识到明朝的重要作用。而在清史研究中过分强调所谓“满洲因素”而无视“明朝因素”，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边疆治理视野下的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研究》（18AZS022）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17ZDA17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