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热映的冯小刚电影《芳华》往前回溯，在严歌苓的作品之中，2014年张艺谋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电影《归来》，2011年拍了《金陵十三钗》，再往前，90年代，陈冲执导《天浴》横扫7奖，张艾嘉的《少女小渔》亦创下6项佳绩，这些年来，更有《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电视剧热播——严歌苓是当代国内大制作导演们最青睐的小说作者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其中，无论是文工团儿女红旗下的青春，还是劳改犯家庭的团圆与破碎，是日本女孩多鹤的一生跌宕，还是南京大屠杀背景下的秦淮繁花，大时代下的微小生活，主人公们或受环境的牵绊，或被命运所左右。看起来，这些故事引发一波波的缅怀与伤痛，高歌的票房与收视，也证明了它们的大受欢迎。

    然而，流行程度并不能与小说价值划等号，煽情与否也并不代表着是否真的动人。在流泪了一次又一次之后，我们不禁反问，且不说朱光潜定下的好小说需具备“诗的气质”的高要求，就拿严歌苓最擅长的苦难时代个人史来说，反映时代，她做到了吗？或者说，在大众所津津乐道的成长、救赎、善良等闪亮的标签之下，她真的借由文字传达出这些名词背后的普世精神了吗？

    拼贴式的应景作业

    严歌苓赴美多年，已是好莱坞专业编剧，对于产业链式的剧本产出流程毫不陌生。她也将这一套技巧，得心应手地运用在了小说写作上。

    她的大部分题材，走的路子是最易引发轰动的历史事件与个人生活经验的拼贴。看看她的履历：13岁从军，在成都文工团任舞蹈演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改革开放等大变革，又赴美读书，她写过自传性极强的短篇集《穗子物语》，《芳华》中故事的叙述者穗子，既是那12个故事的女主角，也是她自我身份的投射。

    同样，不同于有些小说家背对读者、独自与文字为伍的创作立场，受过西方创意写作训练的严歌苓非常了解自己的受众是谁、将要感动的是谁。她不讳言自己的写作“适应当代读者心理节奏”，这是她的习惯，且维持多年。

    例如《少女小渔》创作于移居美国后的第三年，90年代初，正逢出国潮大兴，一个关于真善美的中国姑娘为了绿卡和贫穷的外国老头结婚的故事，涉及文化之碰撞、想象之破灭、金钱之诱惑，如此应景，立刻在海内外引发反响。在《陆犯焉识》中，看似写的是知识分子管不住一张嘴，从殷实旧贵族沦为无期囚犯，但西北劳改生涯的苦难被作者以大量抒情带过，甚至显得有几分诗情画意起來；相较之下，悲剧的根源并不重要，陆焉识与妻子的感情反而成了核心，这也顺理成章地被张艺谋沿用至了电影中。再看冯小刚的《芳华》，上映前遭遇撤档疑云，看似不可说之处是触及70年代文工团这一敏感群体，但终究还是新瓶装旧水，女孩子间的嫌隙、三角恋的青春、爱而不得的情愫都是老生常谈的素材与人物关系，放之四海皆可成立，至于文工团及集体主义对人的压抑，不过是一个外壳罢了。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在谈论作家使命的时候，严歌苓曾指出作家要批判现实，“从文学的传统使命来看，是解答关于人性疑问的工具”，如同探照灯一般，找到其弱点与难以救治的方面。然而她的机巧之处，恰恰是借看似敏感的题材为抒情与立意服务，或者说为结局铺垫，缺乏关于人物、过程的深度挖掘，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只是一层简单的包装纸，为故事添一圈光环。做了调研也好，读了文献也罢，在有限的想象中，她并未直面苦难，或者说放低架子去亲近人物，以此真正刻画那段过去的岁月；她只是站在当下，赶热点一般，做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位故事的提供者。

    批判现实，严歌苓做到了吗？刘震云曾形容她，“不生活在中国的人，替中国人打捞中国人遗忘的碎片”，这句话如何解读，恐怕也各有各门道了。

    “传奇性”的弱势女性

    如果小说有情绪，严歌苓的作品肯定堆叠了大悲与大喜。

    她自己说，“真正的女性主义是有大地之母的情怀。”何为大地之母？大概是一种睥睨众生式的视角，把故事中的女性角色抛掷到更坎坷离奇的身世中去，被逼到绝境，她们被伤害、被牺牲，忍辱负重，再被收进道德的高阁，愈无辜愈受难，就愈能突显她们的坚韧、忠贞或仁厚，继而营造出女性之悲壮。

    “一般意义的，像流行歌曲一样甜美的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作家说。她推崇审丑是有力量的审美，而卑微的身份、荒蛮的外表、愚昧的认知或惨淡的命运，在她看来，都是丑的元素之一。所以，《芳华》的何小萍（小说中叫何小曼）作为集体中唯一“能辨识善良的人”，要在成了英雄被表彰之后崩溃，受一场精神失常的折磨；陆焉识包办婚姻的妻子冯婉喻与他没有爱情，但仍一心守候归来，借失忆的结局反而获得了童真与不吝；严歌苓年仅12岁就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舞鞋磨烂，脚尖钻心地疼，她却佯装云淡风轻。

    从小，她就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将所有不能吃的苦吃一遍，亦如将她能走到的路走一遍。日后她谈到创作，用了“痛苦”与“寂寞”来形容。那与自己博弈和交战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漫长的泅渡。如果没有那些曾经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训练，没有踮起脚尖宛如小人鱼走在刀尖上的痛楚体验，很难有其后苦行僧一般一心面壁，素心若水的禅定。

    舞蹈一跳整整8年，她却悲哀地发现：“我喜欢舞蹈，舞蹈却不喜欢我。”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当炮火硝烟、血肉横飞已不再是遥远而抽象的战争场景，而成为凛然生寒的现实，当她看到无数残肢断臂的伤员，那些被掩埋的牺牲的战友，闻着空气中充斥着的那种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血的咸腥气味时，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一下子引爆了潜藏在内心多年的文学因子，于是，她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

    从此，她的创作一发不可收。年仅二十多岁的她崛起于文坛。

    后来，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多年的军旅生涯，成为源头活水，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当年严歌苓退伍，她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其后美国大使馆给了她一个交流访问的机会，作为年轻艺术家到美国去严歌苓当时在中国已是名声鹊起的作家，在国外也有一个经济上可以倚赖的姑妈，她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在国外镀层金再回国，顺理成章地享受各种优渥待遇。

    但严歌苓却选择了最艰难的方式在国外生存，30岁的她从零开始学英文，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每天跑十几条街去上课。

    她在国外照顾老太太，跪着帮别人刷地板，谁都无法理解严歌苓这么自虐是为了什么。

    《芳华》里的刘峰无法面对自己被定为猥亵别人的流氓，他想要在战场上用死亡来成全自己平凡的人生，至少那样，他可以成为别人口中的英雄。在严歌苓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人性”：彼此的冲突与倾轧，扭曲与回归；爱与恨的纠缠与撕扯，个人遭际与社会变迁的载沉载浮；家国与时代的创痛与投射。所以，她的作品，不止是个体的史诗，也是集体的记忆，时代的铭文。

    但她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裸裎人性的残酷，时代的悲怆，在僵化、冰冷、动荡、嗜血的背后，更有人性温暖的光辉，有历尽劫难后的希望复苏。

    那曾匍匐于污泥浊水中的卑微灵魂，那曾屡遭命运碾压的创痕累累的生命，也能得到体恤与抚慰。

    《陆犯焉识》里的陆焉识，才情横溢，风流倜傥，对继母为她娶来的冯婉喻冷淡轻慢，当他受尽磨难，改造归来，才确定并唤醒了对妻子的爱；尽管她已失忆，他仍在漫天大雪里，推着她去守候那个早已归来的自己。

    亦如《芳华》里在越战中丢了一条胳膊的刘峰，老婆跑了，过了二十多年病倒后，被何小萍接到身边照顾，两人抱团取暖，一如亲人。

    多少美好被毁灭，但苍天有眼，它也让良善最终找到了出口。佛家有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经过恶的“洗礼”，大致有几种归属：或与之堕落，或从此明哲保身，或更能明白善，善待“善”。

    恶是黑夜里的魔鬼，它横行多时，却无法昭彰于世，唯有善，才是人性里最无法被隐遁的华彩。

    忽而想起母亲的那句话：一个人最大的信仰，应该是他的良心。

（编辑:姚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