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难以忘却的纪念 ——陈涌先生琐忆

    2015年9月底,《陇上学人文存•陈涌卷》一印出,我即让郭国昌同志立即快递寄出。先生在医院看到了《陇上学人文存》在甘肃的出版,看到了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列入甘肃文学研究的史册,他将永为甘肃学者所铭记。

 

 

    1963年我考入甘肃师范大学(即今西北师范大学)。刚入学,晚上中文系四年级的老乡张锦绣领我到操场散步,讲了系上老师的一些情况,谈到杨思仲(陈涌)先生的学术地位。因而我在文科楼101教室先后听了杨先生给高年级开的“鲁迅研究”选修课。101教室是个阶梯教室,有180个固定座位,杨先生讲课时外班、外系的学生来听的很多,甚至也有外校的学生,所以没有人说什么。我和我班的梁崇基一起去,他是兰州人,又是调干生,年龄大一些,对中文系老师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杨先生是广东人,开始听语言上多少有些障碍,以后就好了。杨先生分析鲁迅作品的深刻和语言的风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有时联系现实生活以作比喻,使人时时意识到鲁迅的作品不是凭空编造的,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鲁迅的时代,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昨天。杨先生的课,对鲁迅无论在文学上的贡献还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还是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及在改造国民性方面认识的分析都入木三分,对鲁迅的人格、修养,也极为佩服。听说杨先生读书,不仅将鲁迅的全部著作、译著都读了,把他的日记、书信也都认真研读,而且将鲁迅所有文章、记述、书信中提到的古今中外的著作也都找来读。他对鲁迅的经历、每个时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原因都做到完全的了解。这样,他在鲁迅研究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便真是不可移易。似乎他也具有鲁迅不断探索、坚持真理、胸怀坦白、表里如一的品格。鲁迅的三本小说集我在上中学都已读完,《淮风月谈》《伪自由书》等杂文集也读了,还买了许钦文的《呐喊分析》《彷徨分析》读了,但理解不深。我听了杨先生的课,深受其影响,也成了一个鲁迅迷。直至现在,在所有近现代及古代人物资料方面,我的书房中所藏最多的是关于鲁迅的。除了他的著作,还有《鲁迅书信集》(1976)《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999)(以上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1975)《鲁迅手稿》的“日记”部分、“书信”部分(1979年)(以上文物出版社)及《新发现的鲁迅作品及书简》《鲁迅与外国文学资料汇编》等。关于鲁迅的旧体诗注本就有三种: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张思和《鲁迅旧诗集解》和文革中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鲁迅诗注》。关于鲁迅的回忆资料有北京出版社出版《鲁迅回忆录》“专著”“散篇”两部(6册),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散文部分、论文专著部分共22册,我有13册。这些书至少都浏览过。我确实崇敬鲁迅,我觉得他在文学上、学术上、思想上的成就,都如高山,后人难以企及。如关于文学史上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三言两语,其准确与深刻往往胜过一些数万字的长文和数十万的专著。但我能领会到这一些,而且爱之终生,却同杨先生有些关系。我并没有写过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只是喜欢读。可以说,鲁迅所作、所为、所写的全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仅他光明磊落的胸怀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一生学习。杨先生在课堂上讲的一些话记不清了,但他讲的总的精神、思想观点,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中,至今未曾淡忘。
    当年秋季我们一级开的“文学概论”课,也在101教室,甲乙两班在一起八十多人。开课前先发了打印好的讲义。上课的老师比较年轻,讲得很认真,但同学们有些意见。觉得满是定义、定理类的内容,干条条太多,似乎是偏于让记忆,而不偏于理解;老师多是照教案往下讲,甚至念教案,有些内容也与讲义不一致。班上要选课代表反映同学们的意见。梁崇基提议选我(他是我们甲班的班长),大家通过。我向教课老师谈了同学们的一些看法,老师说,“文学概论”理论阐述多,同学们中学阶段也没有接触过这些内容,要多下功夫。后来杨思仲先生来听课,他是文艺理论教研室指导教师。同学们早就知道他是全国有名的文学理论专家、研究鲁迅的权威。当时我们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鲁迅”的一章全用的他的观点。课间休息时同学围起来,问问题的很多。后来我到杨先生的房间(南单楼二楼南面)去,一则反映一下同学们的意见,二则也想请教一下“文学概论”这门课究竟该怎样学。杨先生要求在理论上理解,多思考,多分析,使知识变成活的,通过思考甚至自己可以谈出一些老师没有讲到的问题。但学得活、钻得深的条件是读书,一是读马列、毛主席的有关论著,二是多读作品,尤其是世界名著。杨先生所讲,对于一个进入大学不久的我,启发很大。我当即到书店买了《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两本书。关于外国作品我中学阶段只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集》、高尔基《母亲》、普希金的短篇小说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上尉的女儿》等几种,以后我的阅读便关注其他一些外国名著。后面我又到他的宿舍去过几次,汇报自己读书的情况,对有的问题提出请教,先生都很耐心地给以讲解,还给我开过阅读书目、篇目。因为杨先生在我心中的地位,他的话成了我从青年时代起一生的信念。《毛泽东论文艺》我从六十年代至新时期共买了三个版本。时代变化,这本书的篇目有所调整,增收一些新篇目。我看到便再买一本。虽然新增的内容别处也能找到,但汇为一册读起来方便。马恩的著作当时还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新时期又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马恩列斯论文艺》和《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马克思与美学问题》等,也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除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第五卷外,还买了《毛泽东文集》8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我想,将一些相关论著联系起来读,理解会更深一些,可以避免片面和教条。
    大约在第一次到杨先生家中请教之后不久,学校请了李健吾先生来校讲学,连续好几天的下午都有学术报告,主要讲十七世纪法国的戏剧。自己在这方面基础薄弱,因为听了杨先生的指点,李健吉先生的报告我每次都去听,而且晚自习时和空堂在图书馆文科分馆阅览室(文科楼东头靠近阳台一个教室)将莫里哀剧本读完了。后来还看过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死魂灵》等。我觉得,读一些外国名著,不仅对学习文学理论奠定一个理解与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对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也有很大的好处,至少是一个参照,思路更为开阔。后面这一点,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意义更大。后来,我觉得研究古代文学作品,也应读些近现代的优秀作品,以帮助自己理解生活。虽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过去了,但古今社会不是断裂的毫无关系,今天的社会是从古代延续来的,只有对社会的各种复杂现象有较深的体会与理解,才能在依据有关历史文献设想古代作品中所映的状况时,才能悬想得比较切近真实,也才能体会到古人之心,体会到在当时作者的情感反应。所以,虽然从1979年我就决定要同中国古代文学,尤其同先秦两汉文学打一辈子交道,但我也仍然读魏晋以后诗、赋、散文、小说,也读当代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小说评奖,两年评一次,然后出一本获奖短篇小说集、获奖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我都买全了,而且全看了,中篇小说也读过几篇。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接地气,而不纯粹是钻故纸堆。这是我从杨先生那里受到的启发。
    1963年,杨先生写成《鲁迅早期的世界观和社会政治观点》一文,想在学报上发表,学校管科研的同志让他作些修改,他不同意,故学报未发,还没有想好往哪儿发,1964年学报第1期上刊出由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牵头四人署名的《陈涌的资产阶级“艺术真实”论必须批判》一文,看来当时学校有关方面已得到指示,在组织批判杨先生的文章。杨先生则照样每天读他的书。当时给我们一级已发了杨先生编的“列宁论托尔斯泰”一课的讲义,其中选了列宁的几篇文章,但后来这门课没有开。2013年3月,杨先生将他的《陈涌文论选》寄我,我读到其中的《列宁与文艺批评》一文,觉得与当年所讲的观点一致。文章发表于1980年,离开甘肃师大才两年多,应该是对他六十年代有关问题思考的一个总结。
    文革初有一段时间杨先生乘机回了广东老家,避了一下风头。他毕竟是经过了几次批判运动的。等他回来,那种污辱人格的事也稍有收敛。文革中他被安排在北一楼的三楼住,和南一楼(文科学生宿舍)隔院南北相向,北临大路。这可能是为了学生监督、批判的方便。
 

 

 

    1979年,我在当了12年中学教师之后又回到母校当研究生,我打问杨先生,有的人说是到北京去要求落实政策,被中组部留下来了,有的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去参加修订《鲁迅全集》。郭晋稀先生说,杨先生被打成右派,与周杨等人有关,但文革中全国批判周杨之时,组织上动员杨先生写批判周杨的文章,他没有写。他下面曾对郭先生说,周杨的文章讲话没有错,不应该掐头去尾歪曲原意去上纲。后来我在1978年的《文学评论》上看到他在隔了十五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和1979年的《文学评论》上所发表的《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真是太高兴了。我想,这正是在此前十多年中一直思考的一些问题,到此时才觉得时机成熟,有了一个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将它们写出来。我觉得杨先生又进入他科学研究的青春时代。1987年4月1日,我买到了他于新时期出版的《陈涌文学论集》上下册。我虽然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感到读杨先生的文章,同样给我以启发和理论指导。其中所收发表于《文艺报》1951年第4期的《什么是“牛郎织女”的正确主题》,虽然不是很长,但超过了此前、此后很多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著。我当时正在研究“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问题。
    1992年9月我要到香港开会,赴京签证时拜访了杨先生。打电话后,杨先生赶到门外接我进去。我汇报了我这二十多年中的情况,也问了一些老师的情况,回忆当年在兰州的生活。他对西北师大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还问了郭晋稀先生、李鼎文先生等几位老教师的情况。当时我任中文系主任,请他回兰州一趟讲学,他说:讲学没有什么讲的,但确实很想再去看看。先生和师母留我吃了饭,是师母亲自下厨做的。1995年10月参加首都师大国家重点学科论证会时,领着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儿子又去看杨先生,先生给我赠了他出版于1993年的《在新时期面前》,并在扉页上题字签名。我儿子给我们师生二人照相留影,只是没有经验,照得不太好。
    我曾鼓励我校文艺理论教研室老教师李文瑞写一本杨先生的评传,因为他青年时代亲受过杨先生的指导。李老师同意了,并希望立一个国家项目。但因为国家项目很注重项目论证与申报人的前期成果,李老师尚缺与课题相关的前期成果,论证方面也因临时变动而做得不是很到位,项目没有立上。当时杨先生是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文学组组长,因避嫌而被他有意刷掉的可能也有。我给李老师说书写成之后系上可负责出版,后李老师也因别的事再没有做这个项目。我同别的老师也谈过,都因了解不是很全面,终未启动。
    1998年,我成为国家社科基金文学学科组成员,每次年度项目评审都住京西宾馆,距先生家不是很远,但因为白天一直忙,而晚上考虑先生年龄大,睡得早,所以不是每次都能去看望。也有联系中因为先生耳朵不好,听不清是谁而被婉拒了的。2012年10月10日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中就说到这一点:

 

逵夫同志:
    收到寄来的书和信,才知道那天夜里和我联系的是你。我现在的耳朵几乎完全失聪,在家里也很难相互交流,人家说话,我只听见声音,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你给我在电话上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清。如果知道是阁下,无论如何,我都是欢迎你来的。我们已好久没有机会见面了,我们是有话可谈的,只是需要翻译,或者笔谈。
    你们编的这两本厚重的大书,花的时间精力是够多得了,但可以使人们了解师大几十年来的工作成就,也增加师大同人继续前进的信心,真是可喜可贺!
    你好!
                                                                                                             
杨思仲2012年10月10日

 

    信中说的两本书,是指由我主编的《世纪足音——西北师大教师诗词选》和《灿烂星河——西北师大校友诗选》(后一种只选在西北师大上过学的人的新体诗)。两书都从抗战以前选起,本是2002年西北师大百年校庆时所编,110周年校庆时又增订重印。百年校庆之时,我请杨先生回校来看看,当时先生已83岁,感到不方便,也给大家添麻烦,没有来。2012年更难成行,故我将增订重印的两书寄先生。先生几次将他的书或面赠或寄我。有一次我看先生书房中有些大画册,我知道因为鲁迅一直很关注美术,所以杨先生也一直对美术作品及相关问题很重视。我问:“杨先生,您现在还研究绘画吗?”他说:“看一看,考虑一些文艺理论上的问题。”他随手抽出一册精装八开的《四王画集》赠我,说:“搞古代文学,对古代艺术也应该了解了解。不是我编的,不签名了。”文学和艺术是相互影响的,而且还有相互反映的问题(绘画反映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诠释的有诗意画、小说的插图;文学作品对绘画的诠释与赏析有题画诗和对画作的鉴赏文。而画论同文论在概念、术语等方面又有较密切的关联)。我以前只有绘画史和画论方面的一些著作,几种小的画册,如七十年代所买天津艺术学院编《中国古代绘画百图》等。在那次听了杨先生的话,我先后买了《中国古代花鸟画百图》《中国古代人物画百图》《中国古代壁画百图》《中国古代雕塑百图》和两套线装的中国古代人物画集,两套精装的人物画集。我看这些画,对古人的服饰、古代社会生活、古人的审美观念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这样,读古代文学作品,便更能想象到人物的风貌,体会到作品中寄寓的情感。
    近些年,我去看先生时我说话他听不清,我便将关键词语写在纸上让他看,对话与笔谈结合进行。我们也常通信,元旦之时我如在兰州,必给先生寄贺卡,先生也给我寄贺卡。因为我与师友、学界朋友的书信不是按人,而是按年收藏,一年一小捆,本世纪初前十年及此前的书信都压在下面,很不好找。今只在2010年以后的书信中找到4封信、5个元旦贺卡。依次录出,以体现先生对我的关心与鼓励。




    2010年1月5日贺卡上写:

 

逵夫同志:

    新春大吉,抬头见喜!
    你有机会赴粤欢度春节,不胜仰恭!我因走路也走不动,对家乡早已可望不可近了,自然规律无法抗拒!
                                                                                                                 
陈涌2010年1月5日




 

    2011年的贺卡上是:

 

逵夫同志:

    新春大吉,谨颂

    在新的一年里,学术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

思仲2010年岁末




    2012年的贺卡上是:

 

逵夫同志:

    得到你的贺卡,不忘故旧,真是格外感谢!

    兰州这些年变化也大,进展也大,我记忆里的古城的旧痕,大约也不大可见了。但听说现在污染也严重,看来经济越发展的城市,这种情况就越来越难避免。甚望能注意珍摄,保持健康,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朋友的一个愿望!

    新春大吉,抬头见喜!

陈涌2011年岁末




    我读了这些贺卡,有时感动得流出眼泪。因为这都令我想到文革当中他的遭遇和我去校外为他买药的情形。那时我们都是灾星当头,“出门见辱”。现在真正是“出门见喜”。杨先生这些诙谐文字的背后,有我们的共同记忆。也正由于此,他只把我看作朋友,而不看作学生。2013年的贺卡在以前几次口头表示之后又将其形之于文字:

 

逵夫同志:

    收到你的贺卡,真是感谢之至!

    只是,我们是同辈,你居然以“学生”自居,真是混淆视听,万望下不为例!

    你现在兼职不少,工作头绪多,不知是否还能继续做些研究工作?甚望不忘学术本业,持续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期望。

    新年好!新春好!

杨思仲2012年岁末

    我知道,虽然我们有一段两心相连的时期,但在我心目中,在我的长期经历中,他一直是我尊敬的老师。
    近些年,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院在组织编《陇上学人文存》,以展现甘肃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各方面的成果。我向有关负责同志谈了杨先生在甘肃培养了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才,发表的东西不多,但反响很大,虽然当时上面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但长期以来在文艺理论一些根本问题上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杨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刊发的一些论文,实际上也是在甘肃工作期间思考形成的一些看法。应将杨先生著作也列入其中。后编委会同意,委托我找人编,我先给先生写了信,后趁到北京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会的机会拜访杨先生,他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后又来信谈了他的想法:





 

逵夫同志:
    那天,你离开后我才发现你给我带来天麻、大虾等珍贵的特产,这出于我的意外。当然这是你的厚意,但不是我所希望的。
    现在,即使老朋友相晤,也兴送礼,我总感到这很不自然,但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气,我只希望我们之间不再重复这类做法。
    你提到,师大要编和你们有过工作关系的一些人的文选,其中也有我的,但我不是已经出过《文论选》了吗?如果重复,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会侵犯人家的版权,这真是问题。因此我想到,最好把我免了。如不能免,是否考虑,另选一些未收入《文论选》的。我的《在新时期面前》和过去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陈涌文学论集》(上、下)都有不少未收入《文论集》的文章,我自己认为,其中有些内容与《文论选》并不重复,而是从另一个方面、角度说明我的文艺思想的,如能着重从这方面着眼出它一本,或者还有些意思。(必要时《文论选》已有的,用少量也可以)。
    此外,我有过一些访谈录,也是谈我的思想的,是否也可以考虑选用。此外,我写过有关周立波、艾思奇的文章(《我的悼念》——《人民文学》,《有关艾思奇同志的二三事》——《文艺理论与批评》)主要也是谈思想问题的。把这些作为文选的一辑,或者也算是一点文外的补充。
    以上都请作考虑,如决定也选我的,并且已经确定负责人,是否请他代拟一个选目,我们可以共同商量着办。但我现在和别人面对面说话已听不清,在电话上更无法交流,只能通信联系。
    又:《陈涌文学论集》(上下)我自己本来留下一套的,但我们东西太乱,现在也忘记塞到什么地方了,你们的图书资料室总是可以找到的。
    你好!
                                                                                                                 陈涌2013年7月2日

   (你看我的眼睛太坏,一封信暴露出错别字、病句、破句一定不少,而且字迹太潦草了。)

 

    我同杨先生谈时,一开始他没有商量的余地,虽然经我反复讲了理由之后最终同意,但还是对开头的态度感到抱歉,因而写了信。是的,他在甘肃总共发表了两篇论文,就引起了一阵急风暴雨式的批判,回想起来,确实令人痛心。但先生在甘肃的18年是不能忽略的一段历史。他有时也想回兰州看看,就说明了这一点。杨先生同意编他的集子入《陇上学人文存》之后,我即约请郭国昌教授(北师大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西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承担。郭国昌同志很负责任,认真地阅读了先生的几部集子和发表于报刊上而尚未结集的论文,同我交换意见后,列出一个目录,寄给杨先生。杨先生来信表示赞同,也提供了在兰州写成而未发表的文章的文稿。该书编纂过程中,杨先生给我和郭国昌同志都来过信。
    下面是2013年8月24日的一封:






逵夫同志:
    好些日子前,得到你的信,给你回信,写了大约三分之一,头脑发昏,写不下去,便放下,种种原因到今天才能继续写,却忘记放在那里,怎么也找不到了,我现在真是胡涂得可以了。
    别的暂且不说,关于你们那边计划的“文存”的事,我只从你信里知道,以在甘肃时期的文章为主,你们的“文存”其他打算我一点不知道,连每人的文章字数大致多少、是否有规定,都不知道,因此我也只从我这方面考虑选些什么,主要只能在你指导下,由实际负责的老师按你们的方针,需要先行定一个选目,我只能到时提一些意见。至于在甘肃期间的文章,我只有顶多万把字的两篇,是《甘肃文艺》上发表的。我在师大也有过一篇学术论文,是研究早期鲁迅思想的,但个别问题,我的提法,师大管科研的老师有顾虑,我没有修改,文章也没有发表。此文我是花三个月才写成的,自己觉得还有些经过研究才能形成的看法,我正打算再看是否可以入选(此文有20000多30000字,太长了吧?)
    你们那边既有我过去的文集,就可以从中选定。至于付印的文本,我这里到时可以提供,因为我也还有一套文集,复印或从原书抽出即可以,不需花费你们的。
    你问我有没有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词,你剥了我的皮,我也写不出一句旧体诗词或新诗,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诗情的俗人,而现在旧体诗词的创作却越来越兴旺,我也只能是“坐看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这方面一点希望也没有。
    看了你为张梦骥画册写的序言,才知道你也是这方面的方家,你对绘画的敏锐、准确的艺术辨别力,使我敬服!
    你好!
                                                                                                                陈涌2013年8月24日

   

    杨先生在新时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文化组组长、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文学组组长、《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主编,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鲁迅的权威,而仍然对我那样客气,体现了他不忘旧的品格。在那学生打老师的时代,虽然我内心深处始终认为他是我崇敬的老师,但在交往当中确实淡化了师生间的礼节,真和忘年交一样。他对我的肯定,我只看作对我的鼓励。先生说他不会写旧体诗词,但所引刘禹锡的那两句诗贴切而又诙谐,顺手拈来而胜过很多话语。可见,先生的古代文学根基是很深的。
    信中提到的张梦骥是我中学时的一位老师,河北邢台人,1933年考入徐悲鸿任校长的北平艺专,得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家指点。“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他奔赴大西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在陕西、甘肃任教。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死夹边沟。1997年当年学生收集其遗作出一画集,让我写序,序中提到杨先生赠我《四王画集》的事。因而寄先生一本求教,先生即加肯定。
    杨先生这封信的开头说了他“胡涂得可以”的事,但大体四个月以后,我干了一件更胡涂的事:一次给人复信时,将给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祚唐先生的信装到给杨先生的信袋中,而将给杨先生的信寄给了李祚唐先生,后来两位都将原信给我退回,又麻烦杨先生在给我寄贺卡时附寄一信:




逵夫同志:

    来信如晤。我对《中国古籍索引》一事毫无所知,也从未给你寄过,可能是你弄错,请查一下,看来这是你把写给别人的信误寄到我这里来了。

    新春大吉!福星高照!

杨思仲(陈涌)  

2014年1月9日  

    我那封信的作用只是让杨先生又想到了我,“一见如晤”,老先生的话很有意思,其中包含着智慧和幽默。但也证明,我才真正是胡涂到顶了。
    2014年7月先生住院一次,后来好一些,但不久又住院。我同郭国昌同志都急着等待书的早日出版。2015年9月底书一出来,郭国昌马上通过快递寄先生。杨先生在医院,他女儿小菲同志拿给他看了。然而未过多久,2015年10月4日,先生便去世了。我深感悲伤,但对他在1978年以后又充分发挥了他的无限热能感到欣慰。由于先生的不幸遭遇,使甘肃的一些青年学者和广大的青年学生得以接近他,不仅亲受他的指点与栽培,也认识到他胸怀的广大、人格的不凡。
    匆匆写出一些零碎的回忆,以
纪念影响我大半生的老师。

(编辑:吕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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